光到星移之雜感 年來遁跡國外，學猶不暇，何心縱談國事。然人類也是沒有辦法的動物，不願想的事有時偏會想到。有如看中國報及外國報上之中國電，每看必生氣皺眉，不使人痛快，是一定的；然不看則又每每
想看。近來美國頗注意中國事，長電幾日見於報紙；然推闡其因果，求意義於言外者，則尚待中國所寄到的各報。然報到已一月之久矣；如有感觸寫下寄囘，則蒙國人看見之時間，又在一月後。大事改變，不知幾許。前年此邦名物理家邁克生（Michelson）能測「紅星」之輻，為天文界一重要事件。據稱「紅星」之光，須經一百五十年而至地球。光線所行每秒鐘計十八萬英里。則吾人所見者，尚其在一百五十年前地位所發之光。若以時間觀念作一千八百二十五倍之縮短，則我今日所書之雜感亦由是也。暑假中避囂普林斯頓大學院中，極林壑清幽之勝。今忽有意將斷碎感想寫出若干條，或可供國人剎那時之流星石火看耳。 ㈠ 國內最可痛心的事，就是沒有是非。沒有是非，是由於沒有主張。 打也好，殺也好。但是要問你打的是為什麼？殺的是為什麼？大家問清楚這一點，然後可以決定一箇態度。打一次，殺一次，或者有一箇最小限度的結果。 這箇最小限度的結果，就是你打的對，殺的對，我們可以幫你；但是你打過後不給我們那箇「為什麼」，我們又可以打你，打到最後一箇能實行那箇「為什麼」的為止。這樣打法，纔打一次可以多一次頭緒。不然，愈打愈糟，愈打愈糊塗。 因為我看中國幾年內，還是免不了大刼。人民應當預備這個問題和對於這個問題的積極主張。
事前不認定，事後何以責人。 ㈡ 無是非也是由於無輿論。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八（？）的論調是「滑論」，不是「輿論」。 國事的敗壞，報紙負極大的罪惡！ 兩方的軍隊打，損害的是國家，殘殺的是人民。報紙為什麼縱不能作積極的反抗，為什麼不能作積極的要求？ 以號稱輿論中心的上海報紙說什麼？當奉直戰爭的時候，我看見一箇報紙的論評說：「我們作壁上觀」。這是什麼話！ 又有一箇報紙說「戰者必敗」。說的是戰起來，奉也敗，直也敗，孫也敗。當年希臘時候有位國王要出征，在 Delos 求籤，籤說，很好，這次必滅一國。後來他自己的國滅了。這箇時評，也有這箇神籤一樣的妙用。 沒有輿論，所以各方分贜苟合，無所不來。以元勳而可以儕鬍匪，為督軍團草解散國會電者又可以主張恢復國會。 立在兩方面、十方面、百方面……不得罪的態度，處處都可以供報紙的銷行。心計誠工，國事却誤。
㈢ 中國人自己愛說：「我們是愛和平的民族」。 我聽了眞覺得肉麻。尤怕在外國人面前聽到這句話。 你愛的和平是什麼？豬欄裏的豬，刀未上頭，偷安欄內，也可以說是愛和平。 報紙上常見「呼籲和平」，請問這話像什麼？ 人類要創造和平！不要和平還沒有造，就想享受和平！ 不能創造和平的民族，不配享受和平！ ㈣ 自己如果是一箇國，一箇民族，自己有事，自己幹；好壞自己負責任。 為什麼要外國拿來做招牌？ 現在國內最可恨的事，是什麼都拿華盛頓會議來做招牌。徒把外國人笑死。 徐世昌勸告奉直不開仗的命令（？），也把華盛頓會議，拉了一片。譯在外國報上，徒把他人笑死，稱為滑稽。 裁兵好了！不裁兵，財政破產，國家不能存在，是很簡單人人當知道的理由。為什麼要加上「華
會友邦勸告之誠意？」 友邦有什麼「誠意可感？」老實告訴你，外國人祇是明明白白擺給你看： 「你不裁兵，就財政破產，不能還我們的債。不能還債，我們就不客氣……」 ㈤ 中國近來第一箇罪人是誰？ 無疑的──徐世昌。 徐世昌的罪惡，不僅在貪財黷貨，卑鄙陰謀，汚辱政治，破壞法紀。──這些固然是徐世昌的罪惡。 徐世昌最大的罪惡，是破壞中國人的廉恥。今天拜這箇，明天勾那箇。祇要你能任我一天在位，則我叫你吮癰舔痔亦所不惜。做一箇五朝十一君的「長樂老人」算什麼！ 袁世凱固且是惡貫滿盈，禍流未已，但袁世凱還有作惡的能力。徐世昌怎樣？ 世間有作惡的能力而作惡的人還少；沒有作惡能力而還想作惡的人更多。 此徐世昌罪之所以大也。 ㈥
世界上的事不是一箇人可以做成的。 在有理性的社會中，一般人之服從領袖，不能服從領袖私人，乃是為了一箇主張。更換了一句話說，乃是為了一件合乎正義的事。 領袖的人以箇人能領袖一切自居，便大錯了！ 「服從我的命令」，「我手創民國」，大家以前如果不為一箇主張，誰肯為一箇人的「我」而死。 這種「我組」（Ego Complex）不除，什麼事都不能成，成亦僥倖。不但自己失敗，而且害大事。 初民社會的宗教領袖，如耶穌、謨漢麥德，或者可以藉此成功，但不適於現代的社會。 ㈦ 國家和我們有許久的歷史和感情，並且是我們生存所託，我們自然應當愛。 但是以為愛國是我一個人的事，救國為我專利那又錯了！ 「舍我其誰」祇是人人當有的態度，而不是政策。而且須知道是人人當有的。 上星期與普林斯頓哲學教授懷特先生（Warner Fite）談天，他說： 「有種愛國家最大的危險，就是往往以自己等於國家。華盛頓見危授命而不辭，但其經營 Mt.Vernon 田園之心，不減於美國，此其所以更難得也。」
國家沒有專門人材來供給國民相當知識的指導。一有事情出來，徒供一般政客搖旗嚇人，「半瓶醋」的先生們以醋當酒給人喝，是很危險的事。 華盛頓會議起來的時候，是最好的寫照，鬧到一天星斗，大家恐怕還要學學華盛頓會議的名稱是什麼？ 這不是說笑話，的確還有許多人應當問清楚的，卽如一位青年會式的某大團體代表，可謂受國民付託之重了！但是到了紐約，方纔知道華盛頓會議是要討論減海軍，不是專為太平洋問題，可見「太平洋會議」的名詞誤人不淺。 「太平洋會議」的名詞，本來是日本報紙宣傳的名詞──據我所知，不知中國那位先生首先用起的，以後遂全國風從。以後更好了，有什麼「太會」、「華府會議」。日本文的意義我不知道，但是華盛頓何得謂「府」呢？ 這個會的官定名稱是「限制軍備會議並討論太平洋問題」。太平洋問題在名義上還係附屬。大家以為官定名詞太長，遂簡稱「華盛頓會議」，各國報紙都是如此應用，也是「名從主人」的意思。如「柏林會議」、「維也納會議」、「巴黎和會」……等皆是。為什麼素來講「正名」主義的中國，到現在不正名了呢？
（我有一篇文字，名「華盛頓會議與中國命運」當日晨報登載時改華盛頓為太平洋，非我原文） 更奇者，則「太平洋會議」五字，可以與任何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發生關係。看報紙上的論說演講，什麼「新文化」、「中國人口」……等等，均與「太平洋會議」結合姻緣。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㈨ 中國的事，我相信不是幾次叫號，幾篇演講可以辦好的。 講學是很好的事。 但是「龍噓氣成雲」的講學，我是不敢贊成。自己不把圖書館、實驗室辦好來，自己有獨立研究的根據地，就請一百外國大學者來，也是沒有用。 聽他人的所得結果容易，但是他人的結果，不是又從他人的結果得來的。 「灌鷄鴨」式的接受，徒得幾個名詞；是否於學術本身有益有害，尚不可知。 我以為現在中國請外國大名鼎鼎的學者講學，不見得有多大用處，而且多費金錢，浪費學者的時光。 我們現在却需要外國學問。但是我們所請的當為各種科學的專門家。卽各國大學中通常却是很有實學的教授，幫助我們建設實驗室，幫助我們國內的學生及囘國的留學生做實際的獨立的研究。 有人說是中國要請愛因斯坦（Einstein）了，我表示十二分的不贊成。愛氏去年在普林斯頓講學五次，能聽者為數也不多，還有許多是各處大學教授來聽的。而此邦科學進步的程度，至少也可以說比
中國現狀高一百年，尚不免如此。要講「相對原理」為大學高級生及研究生所能懂的，則正可請各國大學教授研究此科者來大學授課。正不必徒慕虛名而糟蹋人類天才的一年光陰。 糟蹋人類天才的一年光陰，是世界的損失。 請大人物講學，不過在開初的時候給人家一點興奮。興奮而不繼以實學，是不能持久的。請大人物講學，至多二、三人已足了！ 長此下去，不變方針，則「講者云云，聽者云云，將來中國的學問不過云云而已！」 ㈩ 國內急切而關係全國生命的問題，多極了！學術界應當解決的問題也多極了！ 譬如僅就社會一方面論，則目前的「憲法問題」（我不贊成天壇憲法不須修改，我不贊成國家根本大法可以兩個月制定）、「幣制問題」、「市政問題」、「學校問題」……不知多少，如何辦法？誰够得上辦？自己不解決，誰替你解決？ 至於科學方面的問題，為他國已在研究或待研究者更多不可說。中國何時與人類分擔這種責任？ 其中都有許多迫不及待，非藉專門知識不能解決的。請問如何對付？中國現在的所謂專門家、留學生够得上嗎？難說！ 這不是聽幾個演講可以解決的。杜威、羅素、杜舒……是「中國人到自由的路」嗎？
中國人到自由的路，是中國人自己開的。什麼「一打人」、「一萬人」不是一聽羅素演講後就能搖身的一變的。專門的知識，是中國人到自由的路；其他的東西，不過是指點有條路和這條的方向。 得專門知識目前的方法，還要請外國有實學而耐勞的專門學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均在內──幫助；而自己國內有點學問經驗的人，暫行拋棄「學者」的地位或架子，再細心合同外國專門學者去研究、去學。這是事半功倍，很有影響的事。 (十一) 「科學的方法」，不是「靈官神符」，一說卽來的！不是看幾本「科學的方法」的書可以算知道的！ 「科學的方法」是要從研究的事實中應用的，也是從此中求出來的。 自然科學之研究根據是實驗室與圖書館；社會科學之研究根據地為圖書館與社會狀況，卽人類行為之過去的和現在的活動及其環境。 大家且睜開眼睛看事實的變遷和學問內部的組織。 不然愈說「科學的方法」而離「科學的方法」愈遠。
「中國的實情，在西方還是神話。」這是皮爾德先生（Charles A. Beard）不久寫給我信上的話。 誠然！中國已經被一般無聊歛錢的教士和電影形容得不堪了。 我的意見，西方的學者，眞能懂得中國，祇少也有一點同情的態度去懂中國的，祇有三箇人： 杜威（John Dewey）； 羅素（Bertrand Russell）； 狄鏗生（G. Lowes Dickinson）。 杜威的懂中國是在實際的政治社會方面，而能有哲學的眼光，看穿一切；其立論極為謹嚴，守一種科學的態度。 羅素瀟灑出塵，是人類的天才。其懂中國在民族性及社會的特徵方面看得非常澈底。但其立論為才氣非迫，常作過度語。 狄鏗生是文學家，他懂中國是藝術的看法。他的領略多於了解。 這三箇人囘國都很有文字或著作談中國，都有同情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壞處雖不隱瞞，而對於好處也能充分表現。 他們對於西方人說話，對於他國文明往往好為稱述，此其補弊救偏處。而中國留學生中有人見之，以此自滿本國的文化了，實大錯誤。
因請他國學者講學而多得西方人對於我們的了解，不能不說是一種意外的收入。這次皮爾德先生要到中國來，我囘他的信道：「變西方眼中神話的中國，責任是在你們學者身上。」 皮爾德先生是以前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因思想自由上的衝突而辭職。現任新學院教授，與歷史家魯濱孫（J.H. Robinson）、經濟學家衛不南（T. Veblen）同係該學院之創立者。是對於近代政治憲法及經濟最有研究的人。以研究美國的憲法而論，在此邦當推第一。是一箇專門學者；是一箇極誠懇的人（他是朱經農兄的得意先生）。他先在日本小住，再來中國。當中國著國憲省憲的時候，我希望他對於中國有實際的貢獻。 (十三) 中國人近來對於外國人的送往迎來，恐怕是勞苦極了！ 但是自己不謀學術上獨立的研究，國家事業的實際振興，送往迎來是無益的事。 送往迎來也要有考察和分寸。如以待杜威的地位待孟羅則不可；以待北巖的地位待威廉士則亦不可。 因為上者就學問上的地位論，則孟羅豈可比杜威；下者就努力論則威廉士安可比譬北巖。 如孟羅在中國受如此抬迎──卽學制也以他的言語為重──我實有不解。如一國的學制，關係一國教育政策，而且須把一國的教育狀況，實際詳細調查，方可有根據取決，孟羅縱有神才，也不能以
語言不通之人於三、四月間走馬看花後，便可作中國教育制度之權威。況其未有如此神才。 其囘國後，紐約中國學生曾一度餞之。對中國學生演說則謂中國如何的好，有多少年的歷史，多少優秀的民族。但是他有一課，教東方教育狀況（聽者多為來東方傳教之人），則分東方人為四箇階級：第一級是日本人（是全開化的），第二級是中國人，第三級是菲律賓人，第四級是番、苗子等。請問這是否學者公平的話。 他在教育史做過一些死功夫，雖無創作，却是不可抹煞的；在校中辦事周到謹愼，為同僚所喜，也是他的好處。但是中國人以那樣的大學者的地位待他却錯了。他近年來專心辦事，於學問也早已停止；而且宗教積習太深，思想上也受影響。 楊蔭榆女士（前北女高監學）曾上他的課，上星期對我說：「孟羅辦事是很周到，但是我現在看出來了，他並不是一位學者。」 我說：「誠然！我早看出來了！」 威廉士囘國，紐約時報不過數小行之紀載。 眞正的大學者，自有歷史的定位；他自己很知道，並不好流俗的恭維。 就是恭維人，也要恭維得當。不然，受恭維的人聽了反而不好受。 如羅素到上海，讌會席上有人恭維他是「孔子第二」，他聽了並不好過。這是他給倫敦國家雜誌（Nation）一封信上說的。
國無政而民失學，終究扶得東來西又倒。 (十四) 講學問當忠實於學問。學問不是一種手段用了去拉攏人的。 此類事甚多。如教會之辦學校，青年會之科學演講，為事實上尤顯而遺害最大者。 國內青年會有某外國博士者常講西洋科學的事蹟，如盤旋機、無線電等。聽者每每很多。他用了許多較新奇的事實陳列以後，其結論是：「這都是上帝的恩惠，賜我們許多的奇怪東西。」 這不是講科學，這是摧殘科學！ 科學的精神是求真，科學的態度是善疑。專知實利而好科學者已屬科學之罪人；若是什麼東西最後都歸於一箇神秘的答案，還有什麼科學的精神與態度可言。 這種現象愈發達，則中國科學萌芽愈掃盡。 變把戲的人打幾套流星，玩幾箇圈套開場子，手段不錯。 這類的事，何以相別。 學問的刼運，亦各國學術界的公敵。
近來國內發生「非宗教同盟」的運動，不能不說是一有覺性的表示。是一箇思想界有反省的現象。 西洋是一箇籠統的名詞。 有知覺的人，決不盲目的接受人家一切的東西而沒有一點區別。 基督教在西洋不能說沒有一點功；但是他是大的功是什麼？ 一、把野蠻（？）的日耳曼民族降服了，使他們不向教會殘殺而代教會殘殺； 二、把貧窮的人束住了，使他們有「立身大本」，不敢作違反上帝命令的反抗。 在「蠻族南侵」的時候，他也以保全寺院經籍的文明自居。不錯！但是中世紀多少萬萬人，喪失人的生趣，是誰賜的？十字軍的東征，是為什麼流了許多血？聖巴塞露（St. Bartholomew）的殘殺，「三十年」的戰爭……。謝謝上帝！ 我們許多為人類文明而犧牲的先覺呵！白南羅（Bruno）死在火裏，盖律雷（Galeileo）囚於獄中。謝謝上帝，笛卡兒的書不曾焚盡，休謨不曾戳尸……阿們！ 有一箇很誠虔的外國人對我說：「沒有基督教，我們的文明不會到這樣子。」 我囘答道：「誠然，沒有基督教恐怕你們的文明還不祇到這樣子！」 (十六)
在一箇宗教中，如果沒有些好教義，那這箇宗教就不能存在。是的，但這些好教義不是一箇宗教家的專利品；是人生圖生存的經驗演汰下來的。基督教無能逃此。 基督教講愛，是很好的。 但是基督教的愛中，有一箇極大的關鍵。就是要愛你，必須先收服（Convert）你。收服你，則用盡種種威迫利誘的方法而不惜。這點注意，是羅素論基督教時最起喚人的。 還有一點就是罪（Sin）的觀念。為什麼清清白白生下來人就有罪？使人想了多難過！是對於人類公然的侮辱！ 況且他所重的權威；最好能統一思想，然後理性所指導的不與教壇所講的所衝突。 譯思想自由史，竟覺得理性與權威的衝突，是宗教演給我們看的極大悲劇。但是太 Tragic 了，令人灑涕。 有一夜在普林斯頓某處的茶會中，一位很有知識的教授夫人問友人饒樹人兄道：「饒先生！據你看，我們西方的文明是不是基督教造成的？」 「我看不是。西方的文明兩種大精華，一是哲學和美術；一是科學。上一種是希臘文化的遺賜，下一種是近代思想自由的產兒。他們都是基督教所仇視的。至於一班『上教堂的人』（Church-goers），對於你們真正的文明沒有多大的關係。」這是他的回答。 明白──痛快──一針見血！
(十七) 宗教的想統一思想，是從把持教育著手。 西洋各國為了爭教育獨立與教會分離的事，不知費了多少賢哲的經營，多少社會的和立法的戰爭，纔有今日。這是稍微研究過教育史的人所當知道的。 但是現在還有種種困難，不易勝過。 有如美國，至今初等及中等教育，已完全自由了！不屬任何教派；其經費由正當稅收項下徵取，所以入學者完全不收費，而為義務教育。正當稅收絕對不津貼任何教會學校。但是國家沒有規定法律禁止教會學校。所以困難就在這裏。 你說：「人要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兒童的父母說：「我情願我的兒女倚賴馴伏」。你說：「教育要自動」。他說：「我情願他們被動」。你說：「你們那樣誤了你們兒女」。他說：「我甘心，祇要他們不危害我的上帝。」……父母有宗教迷了，你捉他沒辦法。他們不但自己愚妄，而且害了後世。 紐約州現在尤感受這個難題。公立自由的學校雖多，而且日益發達進步；但是有許多人還是不讓他們的兒女入學，而入他們自己辦的教會學校（Sectarian Schools），他們自己的教會學校中，又有這派那派，這會那會，有聖母沒聖母……鬥個一清。強迫教育，祇是強迫兒童入學校，不曾規定兒童
入那種學校。 有幾次在哥大教育院中基爾拔去客教授（Prof. W. H. Kilpatrick）討論課上，他特別提出這個問題討論，但是想不出好辦法。 最好的辦法，還祇有把公立學校更改良進步，以使人「相形見拙」的辦法感動人。這是沒辦法中之辦法。 他說：「這是我們美國民治的障礙」。 (十八) 關於宗教一件事，政治社會上更有問題了！ 大家不要把美國一般社會的思想程度理想得太高。不然的！在現在的時候，真正有思想的分子之影響，還達不到一般社會。 東部發達最高，對於歐洲各國文化的繼承也較深。學術的機關也更有獨立進取的發達。但是在新英格蘭諸邦「清教徒」的遺傳和積習也更重。至於中西部（Mid-West）方面過去則開闢較晚；最初去開闢的是迫於生計沒有多少知識的移民。所以至今所謂「上教堂的人」（Church-goers）的勢力還是最大。無知識而善信，共和黨的政客於是長期把持其間，以教會作左右手，而操縱政治的投票，這是對於真正民治是很危險的事。
今年三月間有一件大笑話，就是前國務總理白蘭（W. J. Bryan）四處鼓吹反對「進化論」、「科學」及「一切不信上帝的東西」。而中西部及南部一般 Church-goers 靡然從風。南方 Kuntecky邦的議會，居然提出議案，禁止該邦內學校不得授進化論，以三十七票對三十六票否決，可謂險了！傳遍歐美知識界，莫不大笑。 杜威憂之，著一文曰“The New Intellectual Frontier＂，主張以知識開拓中西部，傳誦全國。 奇怪得很，白蘭反對「進化論」的理由愚妄不值一笑；而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院長阿斯邦（Prof.H. F. Osborn）還認真做文駁他。阿氏為大古生物學家，負世界名譽，而與瘋人打官司，我真不懂。 有天晚上和哥大哲學教授孟德鳩先生（Prof. W. P. Montagu）無意中說起，他才告訴我聽：說是白蘭有幾位「百萬翁」的幫助，捐了幾百萬美金；知道不能以勢力壓迫學校不講進化論，乃以金錢的引誘，想津貼南方的小大學不講進化論。阿氏看見不了，所以低心下氣的做這種文章。 有金錢的勢力，加之以宗教的衝動，什麼事不可以做。國人聽著！ 白蘭四處發議論道：「達爾文能使你們的祖宗變猴子，不能使我變猴子。」無怪威爾遜也叫他做「忠厚的驢」了。（他們同在民主黨，白蘭曾三次競爭總統失敗。） 卽如紐約，也受一種宗教勢力壓迫的痛苦；言論自由方面都有時而遇障礙。因為紐約的愛爾蘭移民很多；他們都是信羅馬舊教的，迷信深而又以衞道自居。他們操縱一大部分的選擧票。可厭的政黨機關如 Tammang Hall 及政客的市長如 Hulan 是注重抓票的，所以決不敢得罪舊教徒。他們的牧師
寫一封信給市長，市長不能不敷衍。山格夫人的數次入獄，就是這個原由。 這是宗教在文明國社會中的遺賜；今日我們就可親見的！ (十九) 平心而論，他們社會的知識程度，終究比我們一般社會高的多。 中國自己不趕辦教育，而教會及其學校的勢力又日益擴張，且有外國的金錢做後盾，請大家留心想想，將來思想、政治、社會上前途的光明是怎樣？ 洋大人的名字，已經和張文遠的一樣，可以止小兒啼了。又加之以物質文明的炫耀，經濟的引誘，自然是「一日千里」。 我們本來很當感謝人家熱心替我們辦教育。但是我們所要的，是能教育出為我們民族增加文化的國民，不是將來的障礙。不然原璧奉還，亦所不惜。 教會學校之所以發達，固且是由於自己不好好辦學校，國家不注意教育及其理由。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教會學校能合於中國舊家庭的心理。 舊家庭普通所希望於學校的，是使子弟馴良、服從，──管教嚴，不使闖禍──將來賺錢養家，能做「買辦」、「剛白度」，穩當發財（注意，我不說舊家庭送子弟入學者都是如此）。人生大道，盡在於此。教會學校對於這些希望，最能應付。
但是舊家庭却有一條共同的限制，就是不要不拜祖宗。 經濟狀況變了，祇要可以養家，祖宗是也可以不拜的。我已經看見有舊家庭作此退步的了。 有的自小受教會奴性訓練 Mentality ，已經養成了那個樣子的，不必說了！有入學的人因家庭、地點，過渡計畫……種種的關係很多（我也曾進過一會兒教會學校後，決計捨去）。但是強人行非所願，做些「沐猴而冠」的事，是個性與良知之敵。最可惡的還有種種引誘與暗示。 請問我聽說有什麼「文憑到手，耶穌變狗」的話；迫人作偽至此，成什麼教育？ (二十) 國內思想的潮流起後，教會學校有一點起恐慌了！ 今年上半年紐約有一個遣派遠東教會的主要機關開會，並柬請曾到遠東有聲望的人。那天杜威夫人到了，而杜威先生未到。 有一位主席的人明白說：「杜威約翰所說的話，旁的我不同意，有一句話我是很同意的；就是『教會學校在中國，要就二十年內能極力改革，要就走路。』」 這是杜威夫人有一天告訴我的；當時杜威先生在座，他說，他記得並不曾作此語，或者主席記錯了人名。但是無論如何，可見他們內部也起恐懼心的覺悟。 他們能自己改革，是我贊成的事。
不過教會學校現在有一根本上的缺點，卽改革也未見得能收效果的，就是不能養成真正「知識的興趣」（Intellectual Interst），知識的興趣，起於「知識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知識的好奇心，靠著「自由的疑問」（Free Enouiry），自由的疑問，是危害宗教的事。若是事事都先假定了有一個上帝在背後運用，什麼不可解決的疑問，都可向他身上推，還有什麼話說！ 教會縱能改革，恐怕沒有這大的肚量，拋開這層。 不然就是用盡其他種種方法激勵，也不過糖包丸藥的手段。糖包成功了，丸藥忘記了！ (二十一) 根本的出發點固然是很要緊；但是派來的人之知識的水平線太低，也是一種很不幸的現象。 我與中國教會中的外國人有過接觸，聽過他們的佈道和查經。來美國後也曾以觀察的心理，進過好幾個禮拜堂。兩兩對照，覺得在中國傳教師所講的話，在此地人家聽了，必定會哄堂大笑，瞠目四散的。此間平均的──不敢說全體的──傳教師，雖然心中立下了為上帝作辯護人的成見，但是究竟懂些哲學和科學，而且帶點動人情感的詞令，雖不耐深思，却有時頗能自圓其說。而諸位到過中國教會聽講的人之感想怎樣？還有許多話，他們囘國來說，不但會惹笑人，而且並不敢說的。這是以什麼一種人待中國人？ 純粹教師不必說了，但是以教師而辦教育的人怎樣？我並不完全一筆抹煞他們的熱心，或是其中
有人，而我淺見不及。祇是就我所知道的，也就使中國够受了！美國大學，本係普通教育，沒有什麼學問可言。其真正研究學問，尚在三、四年大學院功課以後。但是他們大學甫畢業的學生，在本國為一學校助手猶不可得者，都派到中國做「大學教授」去了！（此等現象，在國家學校中亦多可責備處，不祇教會學校，另詳他條。）純粹大學生還不說，更有許多兼學神學或「專讀天書」（丁緒寶兄的名詞）的，有累月連報紙都不看而從事佈教的。普林斯頓神學院（獨立機關），可以算是中國一大部分青年會的「曲阜」（袁守和兄的名詞），復有友人住在「天書先生」一起，親與他們的生活；年來到中國去的人，大都聽說過或是遇着過。知識水平線的話，就這部分論，大概不會十分冤枉罷！其餘的呢？ 說一件有趣的事給大家聽。有一位外國「天書先生」曾在中國辦青年會和教育五年；前年又囘到此地來讀書，總算好的。前年他遇着我，問我在普林斯頓所學的功課滿意嗎？我說：「很好」。他又問我教授是誰？我說了三個人。他不等我說完，就急忙揷道：「呀！你隨著三個異端（Pagan）。」他聽說我擧的三人之中有懷特（Fite）教授，又追問我道：「懷特教什麼」？我說：「教人生哲學（Ethics）」，他現出大驚的樣子道：「他三十年沒有進過禮拜堂的門，怎樣能教人生哲學！」我不禁失笑。今年暑假中遇懷特先生，戲以此事告之，彼此均忍不住大笑。 此間大學院中有幾個同學，有次談到這些事體。其中有一位的家中人在中國傳教，大為教會事業辯護。饒樹人兄痛快對他們說道：「中國現在要人幫忙，我們歡迎幫忙的人；但是你們為什麼送些知
識的庸流（The intellectual Mediocres）去。倒你們的臉！倒我們的臉！」 (二十二) 如果是真信仰，不問其信仰的觀念是對或是錯，我們也向他表示相當的敬意。 祇是以基督的血當飲料，以基督的肉當麵包的人，其價值等於矢橛。 基督教講誠字，是我們配服的。但是請問這些在中國的聖徒的誠實到什麼樣子？其言行相符到什麼樣子？ 就其在美國的活動論，恐怕基督復活也不能允許他們的。 大多數因生計到中國去，從中國回來了，是最好捐錢的機會，橫直美國有的是錢。於是開會，於是演說，……把中國形容得不堪，祇是望有錢的人想以收服他人的靈魂贖自己的罪；發一點慈悲捐幾個錢。 「中國──無上帝──有多少神──所以黑暗──瘟疫──盜賊──饑荒…… 我們──有上帝──無他神──所以光明──康健──平安──興旺……」。 這是演講的布告上的一個例。 中國以前什麼東西是沒有的，有也是惡的、醜的；什麼東西都是我們──教會──同他辦起來的
。他們卻忘了中國究竟不是南非洲！ 有一個教士演說，說辛亥革命死的志士百分之九十是他們教育出來的，是基督徒。瞎說，辛亥革命的志士大多數是日本留學生，而且中國學問多半是很有根柢的。你們的教育？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也是他們教會發起，不但受他們暗示，並且受他的指揮。此事過去未久，想不能掩盡天下耳目。果然如此，那當年因此犧牲的同志，真是一點價值沒有了。 最近他們的報紙和演說，又說是「新文化運動」是他們發起的了。但是我不解中國的知識界為什麼怎樣不知感愧，還有什麼「非宗教同盟」運動？ 陳獨秀先生做了一篇「基督教與中國」，變成他們最好的利用品。四處節譯英文送人家看。說是：「你們看看，中國這樣一箇大激烈派，都相信基督教了！你們看看我們的影響。」 其餘中國的野蠻蹇塞不必說了，言論文字，均有可稽。照他們的推論，不靠他們這班「大救主」，中國將永在十八層的地獄底下，不曾見天日的。但是他忘記了，他們沒有到中國以前，中國也活了幾千年，並且有幾千年的文化。 （二十三） 在外國同曾經到過中國的外國人說話，是最苦的事。 除了真正少數的學者以外，其餘的人愈在中國久，愈看不起中國，這類的人以教會中人及商賈官
吏為多。至於見人當面敷衍的話，祇騙的了儍子！ 自然中國也有許多壞處，中國自己應當負責。他們知道中國，比較多一點；不過他們所知道的，却專在壞的方面。這箇理由是── 一、自己愈是「知識的庸流」，愈覺自滿。「自滿」（Self–Complacency）是知識和社會進化的大障礙。真學者是有虛心比較的眼光。 二、雖在中國很久，而接觸不到中國上等人（就知識而言）。不是遇着聽他們擺布的愚民，就是隨洋先生混飯吃的。他們不自反省，以為中國盡在於此。學者到中國來究竟能分受中國知識及文化的空氣。 庸俗的「天書先生」不必說了。如大名鼎鼎歐美認為中國事情的權威之妄人勃蘭德（J. O. P.Bland）在中國稅務司、工部局做了三、四十年事；所接觸的都是官僚和弊端百出的機關。自己恐怕也受了一點薰染，無怪他要痛罵「新中國運動」了！（“Young China Movement”這箇名詞也是他們送我們的。） 此等人不足責，所惜者就是歐美社會及政府裏有一班人還認他為權威！ 約翰哈蒲金有一位心理教授對友人汪緝齋兄說：「若是我們美國不送許多教士到中國去，恐怕中美的感情還要好一點。」 這是很有見地的話。
能夠幫助人，是很好的事。但是真正幫助人的人，當以被幫助與自己同等人格看待，那應有恩主的態度。 存這種心的人，就不配有幫助人的資格！ 美國教會──並有其他機關──幫助中國的地方也很有；但是一種「恩主的態度」（PatronizingAttitude），實在令有志氣的人受不了。 有幾處學校在中國有經營的──宗教事業或教育事業──其中對於中國學生雖其待遇很好，而一種恩主的態度令人難過。如普林斯頓雖然至今還津貼北京青年會；但其地帶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古風，所以在大學方面完全不覺得有這種氣象。至於神學院方面，就不敢說。更有其他機關，據饒樹人兄所感，謂有一種咄咄逼人的空氣，無以命名，祇能叫他做「太公氣」。 有一次，一箇在中國辦學校的教士，囘到美國某學校演說。最初說了些中國內地如何草茅閉塞，他如何辛苦經營，後來成績這樣，最後說是「我給一點出產品給你們看看。在座某先生，請你站起來。」於是有一位以前在該校而現在美國某校的一位中國學生遵命站起來演說了幾句。最後這位教士還對大家說，豈不是最好的「投資」。（Invest，這箇字為當時所用原文。） 請問這種的事，稍微有一點志氣的人所當受的嗎？還是所能受的嗎？
現在他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你們某某總長是我們教出來的……某某督辦是我們教出來的……某某公使是我們教出來的……」請問說這種話的心理，與對待某君的舉動有何分別？ 以官職來斷定人，其眼光心理都淺極了！卽有真正人材出於他們的教育，也是 In shipe of 他們的教育，不是 On account of 他們的教育。 「誰幫助我，必定要以對等的人格看我；不然誰愈幫助我，我愈恨誰。」這是我一箇朋友的話，是有骨氣的人的話。 (二十五) 無論一般以基督血做飲料，基督肉做麪包的人怎樣，或基督教的內容怎樣，但是我以為有幾層要分明白，為正義起見，不當混淆的，就是： 一、耶穌基督當與現在的基督徒分開而論； 二、耶穌基督並可與後來的基督教分開而論。 耶穌基督當年犧牲的精神，博愛的態度，和偉大的人格，不論後信仰他或假借他的人的行為如何，其本人的價值自不能磨滅貶損。使耶穌基督生在今日，也決不贊成這類的行為。 近代西洋學者，以科學的及歷史的方法，研究新舊約等書，知道而且認定紀載耶穌神話的四福音，其中最早的還是耶穌死後三十年做的，並非教徒所謂當時親眼的證見。如德國研究新約最著的學者
Reimarus 早就發現當年耶穌並沒有想創立新宗教的心思。耶穌死後之為基督教主，或亦耶穌之不幸；正如孔子受孔教會之戴為教主，亦孔子之不幸。 這兩種分別，必定為一般教徒所不贊成；但是我認為是很公平的話。就箇人人格論，耶穌正如孔子、蘇格拉底一樣可以崇重。 耶穌是人，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不是神，也不是教主。我想這是最尊重耶穌的辦法。 總之，我們可以堂堂正正的反對現在的基督徒和基督教，但是「耶穌變狗」的話，我絕對不贊成！ 按：原件未註日期，經查應在民國十一年先生留學美國時期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