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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詳細資料

Title (Dublin Core)
自由的方法
Identifier (Dublin Core)
Date (Dublin Core)
1936/01
Creator (Dublin Core)
羅家倫
Type (Dublin Core)
評論
volume (Bibliographic Ontology)
11
page start (Bibliographic Ontology)
128
page end (Bibliographic Ontology)
131
content (Bibliographic Ontology)
Charles A. Beard寫了 一本薄書,叫做"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得到一時的盛譽,至今還在傳 誦。柯爾這本書在理論方面的價値,斷不在Beard敎授那本之下。羅家倫。二十四年六月。 自由的方法(The Method of Freedom) 著者: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出版:喬治艾倫安文公司1934 政論家而兼做思想工作的Walter Lippmann要算是著名而有成績的一個。他是William James 的學生,他的哲學和心理學的訓練是從James得來的;他是Graham Wallas的私淑弟子,於是承 受了 Wallas「大社會」的學說;他是Laski的好友,因爲他們批評分析社會問題的方法和詞鋒都 很相像;他談國際問題,做過威爾遜赴巴黎和會時的專家顧問;他在紐約辦報多年,所以他出名的 "Public Opinion" 和"The Phantom Public"都是這種經驗的結晶。 這本小書是他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稿,帶上一個令人注意的名字——「自由的方 法」——其中所討論的是當前的經濟制度問題。 無疑的戰前的資本主義制度,永遠囘不來了。一九一八年以後恢復舊制度的努力;終不免一九二 九年的慘敗。就是高唱個人自由主義的美國前總統胡佛,到最後兩年,也不免採取若干集體經濟的方 法。他所做的並不是他所相信的,這種可悲的矛盾,正足表現舊制度不能不變的潮流。說羅斯福政策 是應運而生的產兒,寧爲過語?
人民所要求的是生活的安定和生活標準的提高。但是這兩點,自由主義的資本制度已不能供給, 所以大家不能不另求出路。另外的出路,祇有集體經濟(Collective Economy)。著者認爲蘇俄的經 濟制度,祇是集體經濟制度的一種。大家必須離開舊制度並且須努力走向集體經濟的路上去,正和多 數男女要求結婚那樣迫切,不過那個男子要選擇那個女子做配偶,却是問題。著者以爲這集體經濟的 家庭裏,至少有兩位小姐可被選擇:一位叫做統制經濟(Directed Economy),別號絕對的集產主義 (Absolute Collectivism),一位叫做調劑經濟(Compensated Economy),別號自由的集產主義 (Free Collectivism) 。 當然蘇俄是採取統制經濟的。蘇俄在大戰末了,卽已革命,大戰以後自然更沒有恢復舊制的企圖 ,然而一再的五年計畫,都很有效。這無疑是靠鐵的紀律,使億兆人民按着預定的計畫去做。因爲計 畫經濟,本來是戰時的產品。在大戰時各國的糧食鐵路等等,都是受政府統制而集體化的。祇是蘇俄 在戰後還以軍事的疇範,更徹底的應用在經濟方面,他的成績,無可否認。不過,著者以爲這種經濟 ,乃是物質貧乏時的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 );一旦物質豐富了人們的慾望也就隨着增加,奢侈 和趣味的要求,自然要突破嚴格的預定。所以這種絕對主義,是有限度的。 在物質一向豐富的英、美,要應用物質貧乏時的經濟計畫,就困難了。何況思想習慣均不相同, 非一時所能劇變。所以著者認爲這些國家,有採取調劑經濟之必要。並不必大破壞現在的社會秩序, 致經過長期的痛苦,也可以用政府的力量,重定工作的平衡,增進人民的享受。他主張不廢私產,而
以中央銀行的通用、市場物價的操縱、租税政策的調節、公共事業的限制等項辦法,以達到生產消耗 都能安定而且合理化的社會。他以爲這種辦法,可以兼顧到個人進取(Personal Initiative)與社會利 益兩方面。這種說法,自然使讀者看了高興;因爲資本主義自己的辯護,都以保全個人進取性爲最強 的理由。若是誰能統籌並顧的解決這個困難,眞可以說是不朽的貢獻。可惜著者雖有空泛的允諾,但 其蕭疏的意見,還不能成爲具體的方案,更不保證其有效的實施,殊足令人悵悵! 著者也感覺在當今英、美代議制度和社會組織之下,有效的調劑經濟很難實行。國內有財有勢的 「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對於政府的惡影響,議員老爺們的地方主義和老百姓的缺少遠見而 易爲近利所誘,都是障礙。不錯的,誰還沒有看見那有大志而想改善美國經濟秩序的羅斯福總統,幾 度徘徊於資本家和農工羣衆之間,擧棋不定,終究很少成功而且見厄於大理院嗎?去搖動或減削私人 的產權,總是有人出來拚命的;有時政府爲全體的利益,不能不動到私產;有私產的人通常總有較大 的權力;而執政的人爲了自己目前的政權,又經不起得罪這些有較大權力的人——幾方爭持,於是一 切良好的方案都釘在十字架上了。著者的調劑經濟難道是例外嗎? 著者覺得要有自由,首須人民生活安定。這種安定,資本家是不會給我們的,但是無產者也是不 會給我們的。無產者從事政治的危機,就是他本身生活不安定。他爲目前的利益,可以極左,可以極 右。蘇俄政治固以無產者爲基礎,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黨和國社黨又何嘗不得到大多數無產者的擁 護。「無恒產者無恒心」一句話,好像是著者所要引的,可惜他不知道!他囘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上去,說最穩定的政治,是以中產階級爲骨幹的政治。就是意、德的法西黨和國社黨兩種政治的興起 ,也是由於他們國內中產階級在戰後的衰落和殘破。著者主張將無產階級於最快的期間內,盡量吸收 到中產階級裏去。苟能做到,自然是最好沒有的事。但是怎樣能辦到呢? 這本書引起了許多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使讀者認識淸楚,却沒有具體的辦法提出來,可以滿足 人家的渴望——當然這也不是一本小書所能勝任的——所以他始終不過是一本剌激思想的書。羅家倫 。二十四年十月六日,南京。 ——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六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