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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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8/25

羅家倫

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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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研究」序 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曾於本年度請了幾位專家學者，連續作了七次有關西藏問題的學術講演。 周昆田先生有二十年邊政實際工作經驗，他寫的這篇「漢藏兩族的傳統關係」，從帝堯時代開始 ，歷四千二百四十六年，分五個階段來敘述，結論為漢、藏民族關係由分復合，政治則由敵對到聯合

，以及文化的吸收，經濟的依序，證明中國之於西藏只有予而無取，絕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型之殖民 掠奪，可謂獨見其大，實則這就是中國政治傳統上的王道精神。 歐陽無畏先生現身說法，以喇嘛而講喇嘛教，不語怪力亂神，嚴謹地從解釋題義入手之後，更從 許多重大方向中，選擇1.文獻資料；2.傳播歷史；3.學說思想。三塊喇嘛教的主要基石來予以介紹。 切實平淡，揭開了喇嘛教的神秘外衣，使學者們對該教易於獲得清明的評價。而其對於剖析藏文大藏 「甘味」「丹珠」的六個表解，尤有助於該教典籍的研究。雖然他自稱這些表解，以及其餘絕大部份 材料，皆為轉述他人之作，但今日此時，吾人對之仍不失新鮮之感。 吳俊才先生往歲留學印度，精研印度問題。他的這篇「最近兩百年的西藏外患」，敘述其背景自 十七世紀起，英、俄分由南北兩個方向侵略我邊疆，將這二百年中的重大史實，幾乎都已括舉無遺。 由其關於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殖民政策兩點，具有精闢的分析。惟其中有兩三處我亟願加以補充者，即 1.英人白格里（Bogle）所見之「藏王巴登一喜即塔席喇嘛」者，此人即第三輩班禪喇嘛，乾隆四十 五年（一七八○）患痘逝世北京，並非藏王。其曾為攝政藏王之班禪，乃第四輩丹杯尼瑪（Tan-Pai- Nyi-Ma）。塔席喇嘛（Tashi-Lama）者義為札什倫布（Tashi-Lhunpo）寺之喇嘛，故應譯作「札什喇 嘛」；2.大黎古芒（Tarain Kumoan）並非兩個地方，當譯為「沼溼低地帶的庫木」。（Tarai）為一 印度地理學上的名詞，其定義為：Swampy lowlands at the foot of the Lower Himalayas.（See: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Vol.1,Pages 167,407)。「庫木」一名見衛藏通志卷十五，該部落

雍正十二年曾遣使晉京進貢。其他原為尼泊爾之西疆，一八一六年割予英印，屬聯合省。並非割予錫 金。其割予錫金之 Tarai 地方並非庫木，僅援用 Tarai 為地名，而失去原義。3.俄諜道濟也夫，為 俄屬布利雅特蒙古種，哲邦寺格喜出身，以經論賅暢為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參暱曉許娃」（Tsang- Nyid-Zhabs-Zhri-Wa）猶如前清時代之皇帝經筵侍講學士之職，並非達賴的老師。 勞幹先生的「漢魏時代的西南夷和羌」一文，遠溯甲骨和金文中 mr 的「羌」字，說到漢、藏兩 族上中古時的相互關係。勞先生是根據實物來立論，較之從堯舜時代起即開始了漢、藏兩族間關係的 立說，更為確實可靠。其引證古籍所述有關姬姜兩姓的淵源，以推漢、藏兩族同不同源的問題，從而 申論古代觀念中的「華夏與夷狄之分，是由於文化上的關係，因而西蕃民族在語言方面和漢人有密切 關係。」因此，他特別引述兩漢書文翁、張翕等人的治績，而舉西南夷自漢魏以後很少問題發生，作 為中國文教融化成功的樣本。再三引證兩漢晉書中有關羌族的記載，斷言：「羌人的變故，不完全是 由於羌中野心家的煽動，在漢人的治理方法中，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最後的結語更慷慨地說：「從 來說『平戎無上策』，這是對於邊疆缺乏了解而然。就漢人和羌人的關係來說，本來出於同源，但是 漢人卻從來把羌人當成『夷狄犬羊』。漢人對於邊疆民族還不算十分不堪的，在儒家道德觀念中還修 正了不少的偽見。不幸人類社會的固執，未能充分發揮人類平等的思想，而『己所不欲，弗詩於人』 的原則，也就未能充分用到邊疆政策上去，邊疆政策就這樣的長期成為不能解決的問題。」他的這段 話可以發人深省。

芮逸夫先生的「唐代南紹與吐蕃」一文，敘述西元八世紀後半世紀時，南詔叛唐投降吐蕃，後又 叛吐蕃重投唐室的一段經過。這期間玄宗置相非人，楊國忠柄政，前後兩次征討南詔，喪師二十萬， 元氣大傷，以致安史亂起，唐室竟無法抵抗，這實為唐蕃強弱變化的一大關鍵，文中將其經過詳為剖 述，極有價值。末後用討論的方式，評介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中的五種備邊之道，六點建議 ，四個原則，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八事，評其得失，謂其為「德威兼施的防守政策」，根本否定了歷代 純事羈麋或武力征服的政策。但這政策好雖好，他認為仍然不夠，他說：「如果將帥得人，固可獲得 一時之安寧。」如果不得其人呢？所以他主張「應該要有一種扶植政策，積極地扶殖邊疆民族，使他 們和內地人民有同樣的享樂。」這正是今日與世界上最新的潮流——經援落後地區。 淩純聲先生的「清代之治藏制度」，將清代統治帝國的八種政制，即：治滿州以八旗，治漢以行 省，治蒙以盟旗，治回疆以伯克，治藏當以宗教神權，治苗夷以土司，存部落以待西南邊徼，尊宗主 以遇籓邦。再從以上八制中獨論喇嘛教派與宗教神權制度的關係，揭出治藏制度內層骨架的構因，再 歷述元代與薩迦派，明代與迦舉派，清代與迦魯派間的特有密切關係，云：「利用喇嘛教為政治統治 之工具，喇嘛亦利用世俗君王之政治力量以擴張其宗教勢力，二者互為利用」，可謂一針見血之語。 至其專論清代治藏之制，則大略別為：「初則修其教不易其俗，繼乃齊其政不易其宜，終則實行統治 比於內地」，特列「駐藏大臣」一章，讀後知前代經營成功之不易。最後一段根據文縣，斷言班禪無 論在政治地位與宗教地位，實都不如達賴，可祛內地不明藏地政情者的愚惑，而使吾人知道以後對藏

措施的重點對象該在何方，以上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供獻。 以上三位都是國際知名的學者，我想不必更費辭對他們本身另作介紹。 最後一篇「鉢的疆域和邊界」，作者歐陽無畏久歷藏邊，除了引證繁博外，再加上他本人的實地 經歷，其對於中印國界，和青、康、滇對藏省界的敘述和分析，極為努力。文中對於邊界問題，雖未 提供具體的解決辦法，但字裏行間浮現起許多可供採擇的解決原則，是值得讀者領會以便作更進一步 的研討。至文中對於西藏古代疆域中「三服」、「三龕」、「六嶺」……等等地望的推定，固然許多 地方此時決難作為定說，但他直接從原始資料譯供出來，對於我們實在還是第一次接觸到的新資料。 尤其有趣味的是他把我們通常所稱「西藏」這一名稱，依照藏語還原譯音為「鉢」字，將其範圍限於 祿馬嶺以西的地域，而認為「鉢巴」與青海省的「庵陊」和西康省的「龕巴」，原本有別。他否定以 屬於「鉢」的一部份的「藏」（即後藏）這一名稱，加諸所有「鉢巴」、「庵陊」、「龕巴」之上， 而一律無分別地稱為「藏族」。他的這一辯論，固然雄快，但我以為從人類學的分類觀點上來看，這 些大體上使用同一語文，同一近似的風俗習慣，和崇奉同一種宗教的族群，有給予一個共名總稱的必 要。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好的共名，恐怕還是要「約定俗成」，仍將舊名延用下去。 感謝六位先生，在這炎熱天氣中，為本會趕寫這巨量寶貴篇幅。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