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獻」第九輯前言 中俄外交輯中共滲透與被清除經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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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6

羅家倫

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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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獻」第九輯前言 （中俄外交及中共滲透與被清除經過史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帝俄迭經戰敗的恥辱，國立已屆不能支持的境地，於是首次的革命發生 在西元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十日，旋即推翻沙皇。同年十一月六日，布爾雪維克黨乘新政府 政權未固的時候，再起革命，很容易的使其變成共產政權（時為俄曆十月二十四日，故俄人稱為十月 革命）。次年三月，即與德國簽訂投降式的和約。但是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年間，這蘇俄共產政權 遭遇著不斷的內亂和外侮，如哥薩克、烏克蘭、波羅的海沿海地區的武裝反抗；但尼金（Denikin）、 蘭格爾（Wrangel）、柯察克（Kolchak）、謝米諾夫（Semenov）等舊將所組織的大軍，都有外國勢力 和經濟的支持；蔓延地區之廣，從高加索、中央亞細亞一直到西伯利亞的東部海參崴；——這一切的

遭遇，正使共產政權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因此，他為自救計，四面爭取與國，以打破包圍的局面。所 以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齊趣林（Chechirin）就曾在蘇維埃第五次大會中 報告對華將採新政策，並云已通告中國。直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加拉罕（Leo Karakhan）才從伊爾庫次 克（Irkutsk）將「第一次對華宣言」，電致中國。雖說用電報發的，但遲延許久，方才到達。這第一 次宣言聲明放棄一切帝俄時代向中國掠取的特權，並且明白提出中東鐵路及其沿路建置與附屬權益； 但此項聲明的內容在一九二一年九月發表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已顯有改變，竟託詞把中東鐵路 問題「允許另訂專約」，將其除外。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Joffe）來華，他對於改 變放棄帝俄在華侵略所得權利的態度，更有露骨的表示。越飛竟公開說中東鐵路「是西伯利亞鐵路的 一部分」！越飛籌開中蘇會議的努力，事實上是失敗的。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加拉罕 以大使的身分來到北京，開中蘇會議，為此問題爭執甚久，後來加拉罕想出一個「掩耳盜鈴」的辦法 遮蓋蘇俄「食言而肥」的醜行，就是認中東鐵路為商業機構，於「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之外，另 定一個「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於是「暫行」便乘為長久的國權損失了。在這個時候蘇俄對付我國 態度的改變及其手段的陰狠，不祇表現在中東鐵路一件事上面。他的侵略手段是三管齊下的：（一） 對新疆則令由蘇俄的塔什干蘇維埃於民國九年（一九二○年）和新疆地方當局簽訂「商務協定」；（ 二）對蒙古則令由蘇俄化裝的遠東共和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率領紅軍進佔庫倫，十 日即成立所謂人民政府；（三）關於東北則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與所謂「東三省自治政府」

簽訂「奉俄協定」。這種多方面的分化手段，是多麼可怕！蘇俄政府於這短短期間態度變化如此之速 ，是不難了解的。因為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是他們風雨飄搖、昭不保暮的期間，所以他們不惜 用盡心機，聯絡鄰邦；至於慣作甜言蜜語，更其餘事。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蘇俄國內叛變的局勢，逐 漸收縮；尤其是西伯利亞的謝米諾夫軍隊於一九二○年失敗，致蘇俄政府的氣燄愈加增高；故彼於一 九二一年作第二次對華宣言不惜改變態度，有步驟的收回諾言，就是這個道理。到了一九二二年十月 日本佔領軍退出海參威，十一月所謂遠東共和國自動宣告併入蘇俄，蘇俄在遠東局勢穩定，無怪越飛 和加拉罕的態度愈加強硬起來，無所顧忌了。 　　我們研究這段歷史更不能忽略一件事，就是列寧和他的黨徒組就了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三月 二日正式宣告成立。（後來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的解散及其變名，也祇需要史達林一句話。） 這是蘇俄藉以統制各地共產黨員和運用左傾分子，教他們去做滲透和顛覆他國政權的工作，以保衛「 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御用機關。這機關成立之後，一直在列寧、以後在史達林指導之下，積極採取 動作，不擇手段的滲透到他國裏面去，以致世界都受到禍害，而受害最早與最慘的，便是中國。第三 國際在中國的活動與蘇俄的外交政策和侵略野心是密切配合的，因為發號施令的來源祇是一個。第三 國際於成立後的次年，即一九二○年（民國九年）的春季，也正是蘇俄政權未曾脫險的時期，就派遣 伏丁斯基（Gregory Voitinsky）來華企圖組織中國共產黨。他是第三國際遠東局主任，被派前來，可 見蘇俄對於在華建立組織的重視。他四處遊說，得到了陳獨秀、李大釗的贊助，先後組織「社會主義

青年團」、「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和一個傳授俄文的外語學校。當時上海幾種報紙也予以鼓吹，並 有若干編輯人參加。到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籌開成立會，中途因消息洩漏， 搬到嘉興繼續開會，遂告成立。第三國際派了馬林（Maring 亦作 Malin ）前來指導。馬林為第三國際 派在印尼擔任地下工作的荷蘭人，本名（Sneevliet）。他有過從事滲透顛覆的經驗，所以中共的組織 由他督導而產生。常時這組織的人數和力量都極端微薄，毫不能有所作為。恰好這年（一九二一年） 蘇俄內部因劇烈的執行戰時共產主義，起了國內的經濟恐慌與社會不安，同時也為了他要減少外國對 俄共的嫉視並且還企圖取得經濟外援，列寧乃宣佈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共遂藉此肆力宣傳這項 政策，以沖淡一般人心理上對共產主義的恐怖。到了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蘇俄鑒於中共發 展的遲緩，力量的微弱，認為不是以配合蘇俄軍事漸驟穩定後的對華積極政策，於是又命馬林指導中 共改尋滲透途徑，藏身中國國民黨內，以圖加速赤化運動。不意為此引起了幼稚的中共分子間的爭論 ，後經馬林命令他們的中央委員會於民國十一年八月召開一次特別全會，由他親自提出蘇俄為了配合 他們的政略而切望實現的「國共合作計畫」。可是當時仍未能立即獲得決議。再經了幾個月，蘇俄乃 用第三國際出面干預，使中共通過嚴密保持本身組織，而指導其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從事活動 的方案。在這時期，他們能否就此混進國民黨來，仍無確切的把握。因為國民黨中央幹部分子中有一 部份可以說是先天反共的，有一部分雖是思想較左，但是對於國民黨及國民黨總理的忠誠與愛戴是 不會搖動，因此是不願意國民黨被人篡竊的。於是蘇俄及其第三國際代表對於宣傳遊說的工作，頗

盡了巧妙的能事。第一、他們公開聲言，中國的革命大業非中國國民黨與孫總理不能領導，而且他們 實在是甘心情願的服從這種領導；第二、他們四處宣傳蘇俄名為共產主義的國家，實際上業已放棄共 產主義（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共產黨徒宣傳中共祇是土地改革者一樣），而高舉列寧的新經 濟政策做幌子。下面這段文字是有可靠根據的敘述：「馬林和越飛晉見孫先生的時候，正是蘇俄新經 濟政策高唱入雲的高潮時刻。越飛為了想消除中國領袖孫逸仙博士的疑慮，特地告訴他深信的一位忠 實助手廖仲愷說：『蘇俄自己都不實行共產主義，中國又何須為共產主義而焦慮不安？』廖仲愷問他 ：『蘇俄是否終將實行共產主義？』越飛回答說：『在一段長期間內蘇俄不會實行共產主義。』廖仲 愷又問越飛所說的『長期間』怎樣解釋，是五年、十年、還是一代？越飛的答覆是『也許是一百年』 。廖仲愷就不復置疑」。（外交部葉公超部長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對「國際 問題協會」所作「共產主義在中國」演講，中央社譯文。）以後鮑羅廷（Borodin原名 Gruzenberg） 於十二年冬來廣東任顧問的言論，也是這一套偽裝；第三、他們更厲害的一著，就是能把握時機，充 分利用中國革命運動所遭受的逆境，來推進他們外呼內應的工作。當民國十一年到十三年的期間，國 內軍閥混戰，迭現高潮，把國家弄到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帝國主義者以軍閥 為傀儡，每一個軍閥後面都有牽線的人。張作霖後面的是日本，吳佩孚、孫傳芳後面的是英國，尤其 是陳炯明在民國十一年六月的叛變是由於吳、英勾結的背境（參看第八輯及其前言）。那時國民革命 的勢力，處處受到狠毒的打擊，幾無立足之地。國民黨中央幹部曾有聯德的主張，而且國父對於聯美

亦曾有所接洽，竟被美方拒絕，這種刺激也是很大的。恰好同時蘇俄以放棄不平等條約，聯合被壓迫 民族等主張相號召，並向中國在艱苦中的革命勢力表示同情、尊敬與協助。把雙方的態度對照起來， 自然聯俄是當時適合環境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原可活潑的運用，而與主義無關。拿歷史的眼光來回顧，我們卻可以更認識蘇俄兩次對華宣言，孫越聯合宣言，李大釗聲明等等文件的背後，都隱藏著一 聯串共產國際有計畫有步驟的陰謀！這些陰謀從北京蘇俄大使館、哈爾濱領事館中查抄出來的文件， 愈加可以證明。尤其可以證明的，是中共從反對北伐到破壞北伐，以及在湖南、江西、廣州等處一聯 串的暴動，直到蘇俄與中共公開的武裝結合，竊據大陸，以危害中華民族與破壞世界和平的事實。編 者。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