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獻」第八輯前言 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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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3

羅家倫

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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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獻」第八輯前言 （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史料） 自從袁世凱篡國逆謀顛覆以後，中國革命黨的首要任務已經達成。那時候如果大家能遵循約法的 軌道，保持統一的局面，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努力從事政治經濟的建設，國家當可重振。無 如軍閥政客，各逞私圖，遂釀成了長期割據的局面。國父在此期間，初以維持法統、恢復國會相號召 ，孰意南北軍閥互相勾結，致數度受厄於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輩。民國六、七年間，俄、德革命 繼起，推翻兩國以頑強著稱的專制政權，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竟在民主自由主張的號召之下勝利結束， 遂使全球震盪著要求世界新秩序的呼聲。國內的人士，尤其是青年，既痛心軍閥政客的誤國與禍國， 更憤恨日本所提二十一條及其以後一連串對我侵略的行動，加之因感應到世界思潮的震蕩而發生內在 革新的要求，最後復由於民國八年巴黎和會對我國山東問題蔑視公理處置之直接刺激，於是愛國運動 ，瞬息間瀰漫全國。軍閥官僚所代表的殘餘封建勢力，至此時到處都受到民眾的唾棄。其實這種時代 潮流的變遷，國父敏銳而遠大的眼光，早經感覺，所以他於六年即寫成「民權初步」；七年五月，自

廣州辭去軍政府大元帥職務，六月回到上海後，便開始從事於有系統的著述，不但要以思想來確立主 義的體系，並且要以學說來喚醒全國的民眾。八、九年間將「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等重要著作 ，次第完成。這可以說是十三年改組的基本準備工作。其實在民國八年中華革命黨已改稱中國國民黨 ，以適應當時環境的要求。九年冬，因粵局好轉，國父偕伍廷芳等重回廣州，籌備北伐，改組工作， 自不免因軍事而至遲緩。十一年，陳炯明竟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勾結，發生叛亂。國父經此意外事變， 愈加感覺到檢討革命環境，重整革命幹部的迫切需要。當時情況最明顯的是：（一）全國四分五裂， 任軍閥官僚在作縱橫捭闔、朝秦暮楚的勾當，久亂之餘，國民因此失卻了政治的目標，立國的信心， 行見亂事延長，國將不國；（二）當時每個有地盤的軍閥後面，都各有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在支持，如 張作霖背後的日本，吳佩孚背後的英國都是彰明較著的，即如陳炯明的叛變（及更後些時廣州商團的 武裝叛變），也是出自這一脈的淵源，因為廣州隔海的政權是不能允許對岸有革命的政府存在；（三） 以前法統所寄託的國會，在殘破之餘，多數議員復不自愛惜名節，為世詬病，已喪失了任何號召的能 力；（四）全國不少愛國青年志士，抱著滿腔為國犧牲的熱忱，卻不知何所適從，何處著手，而原有 黨的幹部，以往固多貢獻，然或已凋零，或漸衰老，就革命政黨立場論，自當有不斷的新陳代謝作用 發生。根據以上的情況，很自然的國父加強並加速了他重振革命陣容的決心，以新的號召，新的部隊 ，新的組織來為國家民族打開一條出路。因為當時軍閥割據的勢力遠較革命武力強大，而勾結利用他 們的帝國主義者更把國民革命的政權窒息到氣都透不過來（如操縱關稅餘款，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節

目），有非置之死地不可之勢，所以當時國民革命的領導集團不能不採用新的外交姿態，以應付這惡 劣的國際局勢。聯俄只是應付某一階段的外交政策，政策常是富於彈性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至於 所謂容共，只是容許願意接受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共產分子，參加國民革命工作。關於這兩個題目的史 料多見於第九輯中，至於本輯所收文獻則以對於中國國民黨在民國十三年改組有關者為主體，所以並 及民國八年以來醞釀及籌備改組時期的文獻。本輯體例，正與他輯相同，凡有未及編列的史料，均將 陸續在將來續集中次第刊載。編者。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