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騮先先生的事蹟和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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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8

羅家倫

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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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騮先先生的事蹟和行誼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四日上午，我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得到朱騮先先生去世的報導，忍不住內 心發生一種無限的酸楚，化成悲痛的眼淚，這不僅是私人悲慟，而且為國家痛惜。 於是重重的往事，重現到腦海。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本科就學時，騮先先生因歐戰發生，由 柏林回國，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煥發，教學認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語，迅即譽滿全校，於是我也 改選他的功課。民國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學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那時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 學研地質學，完成該科博士學位。當時常相過從者還有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金岳霖、段書詒、 周炳琳、毛子水、姚從吾諸位，回頭前塵，此樂已不可再得。 騮先先生回國後，重任北大教席。因憤恨外侮的侵凌，軍閥的禍國，在教學之餘，常為國民革命

的目標而奮鬥，於是不能久留當日北京，而赴廣州參加革命工作，卻仍以教育為重，遂協同戴季陶先 生等創建中山大學。當年我也曾在被邀之列，因為自己貪圖在國外學術環境中多讀兩年書，於是寧甘 為漏網之魚。那時候中山大學在廣東共燄囂張的環境之下，正值騮先先生主持校務，得傅孟真先生等 通力合作，竟把該校成為南部學術界安定的重心。他長中央大學不到一年，即逢「九一八事變」而發 生的抗日狂潮，在極大多數純潔的愛國青年，自因受不了外侮的嚴重刺激，但其中也有很少數的左傾 份子，藉此以破壞中樞所定有計劃的抗戰國策。在二十年十二月底，中央乃將他調任教育部長，以便 對教育方面通籌並顧。可是不斷的外侮，不斷刺激教育的動盪，此種現象以首都為尤甚。於是騮先先 生不使我知道先行商承中樞要我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任務。他自己親自到我住所來看我，我深恐不能 收拾此項殘破的局面，堅決謝辭，爭持甚久。他一再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於是我 不得不擔任下來。正如孫悟空帶上了「緊箍咒」一樣，常在頭痛之中。好不容易將中大安置在不斷進 步和發展的軌道上，而「七七事變」發生，又把中大全部遷到重慶沙坪壩。事後騮先先生常是對朋友 們說：「我逼志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志希，救了中大。」這當然是他對我溢譽，但是他當時對一個 後輩如此的謙虛和誠懇，是使我非常感佩的。我還回憶到我整理中大的初期，常有若干人事上的麻煩 或規章上不必有的牽掣，我對部方有忍不住的地方，他總是支持我，勸我放手去幹。這種氣度，也使 我感覺到非一般人所能及。 關於騮先先生對於政治方面，尤其是對於抗戰方面的貢獻甚多，我願意提出兩件我認為是最重要

的：（一）粵漢鐵路的完成，並且提早完成，是一件對於軍事上極有貢獻的事。我們一向輸入軍用及 民用物質的重要海港都在東北和東南，一開戰就在日軍控制之下。惟一在南方有掩護的海港，不是未 曾建設的珠江出口，而是九龍，因為有英界及香港的掩護。但在「九一八」發動的時期，粵漢鐵路的 中段，尤其最難打通的樂昌一帶的山區，尚未打通，不能接軌，則向國外購得的軍火與物資，毫無辦 法運進武漢即西南大後方。所以要趕緊完成這條輸血管，又非有極好的配合與加速的努力不可。幸而 這次配合適得其人，也適當其時。所謂其人，就是騮先先生以英庚款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隨時儘先撥 款；顧孟餘先生以鐵道部長職權充份予以人事調度及主辦人職權上的便利；而凌鴻勛先生以艱苦卓越 的精神以貫徹其技術上的運用。此項工程，原來以為四年才可完成的，竟於兩年半的時間打通。於是 全面抗戰軍興，南京失守後，武漢中心尚未支持一年，而西南西北大後方也因以穩定，這真可謂適得 其時。（二）九省電話網的完成，這是騮先先生交通部長任內完成的。這個通信網的完成，對於抗戰 時期軍政首腦部在指揮上的便利大極了，這在軍事上真是神經系統。這兩件事是就我認為最重要者而 言，其餘我不知道，自然不能盡舉。 我在最後不能不提到一件極有人情味的事，可以見到騮先先生對於朋友的風義。就在去年十二月 初旬，他打一電話給我，說是要到我寓所來看我。我知道他身體不好，行動不便，立刻說我去看他， 定在當天下午四時，那知他於二時半竟搶先到舍間了。我看他步行不穩，非常難過。他來看我的目的 ，乃是為了要印行戴季陶先生文存的補篇，約一百二十萬字，為陳伯稼先生所繼續收集的。因為字數

頗多而印費也大，要我在有關單位方面設法印行。我對他說，伯稼先生這種極可讚佩的工作，我已見 過，我一定極力設法，完成兩位先生的心願。騮先先生非常高興。這般為亡友的風義，真是令人感動 ！誰說古道熱腸，不存於今世？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八日晚八時。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九日，臺北「中央日報」第三版。 按：本文曾輯入「逝者如斯集」，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