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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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2/12

羅家倫

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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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 四十多年的時光，彷彿像一轉眼似的過去，回想故交耆舊，能不感慨萬千。 我和戴季陶先生的最初見面，在民初四、五年間，他在「天仇」時代，我還在上海讀書，並編輯 「復旦」季刊，有時為報紙寫寫文章，曾經簡短的晤談過幾次。民國七、八年間我在北大參加新文化 運動，和傅孟真先生編輯「新潮」，那時季陶先生在上海辦理民國日報，把附刊「覺悟」一版，首先 改用白話文體，討論文化社會問題，遙遙呼應。於是他和孟真同我通過好幾次信，都是討論有關前項 問題的。當時他對宗教問題的議論，甚為激烈。民國八年底，我因被北洋軍閥搜捕，遂由北京學生聯 合會派往上海擔任一名代表，商量採取聯合行動，予軍閥以打擊。在滬期間，我和季陶先生與朱執信 先生因為文字上的因緣，談天的機會頗多。那年的除夕，民國日報舉行全體員工一道聚餐，當時還屬

創舉，不知何故，我以外客的身份被邀。祇是季陶先生豪興百倍，酒多話多，他於酩酊之際，不知何 故，聽到我說了一句話，認為不無可取，於是突然對我磕了一個頭，使我惶恐到不知所措。我提到這 些有趣味的事情，因為現在大家談起季陶先生來，常是回想到他晚年莊嚴的道貌，悲憫的言論，而不 常提到他雄姿英發、感情真摯的青年時代。 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以後，總司令行轅設在鐵湯池丁園，中央重要會議多在該處 舉行，季陶先生和我都住在其中的一所樓房裏，於是得常常請教。中央因為正在清黨時期。亟需培養 青年幹部人才，於是籌設中央黨務學校，派了九位籌備委員，季陶先生當然是其中的一位，我也忝予 其列。籌備期間很短，以後中央任蔣先生為校長，季陶先生為教務主任，我為副主任，丁惟汾先生為 訓育主任，谷正綱先生為副主任，陳果夫先生為總務主任，吳挹峰先生為副主任。因為校長不能常常 到校，所以季陶先生的主張，常為學校大計所關。在那年的炎夏，他和我同在丁園裏費了三整天的時 間，擬就第一期課程表，每項之下，都詳加說明，確是悉心討論的結果。在這階段中，我很佩服他的 精密和虛心。我和他共事期間，尤其感謝他於彼此真正了解之後，信任無間之誠。例如選聘教授一事 ，他完全付託給我，我親自帶名單去請問他的意見，他總是說：「你對於學術方面的人比我知道的多 ，而且你是嚴格和公正的，你辦了好了。」我還是每次去看他，他總是這樣說。我是主張訓練青年要 注重其基本的知識，和培養其厚重的品德，不可過於求速。所以黨校第一期學生畢業的期間，繼續延 長兩次，在負實際黨政責任的朋友們，因為迫切人事上的需要，持不同的主張，是當然的事。可是我

的見解，終於得季陶先生的支持而通過。以後隔了兩年，政校改制，我重回該校主持教務，因為教育 長丁惟汾先生需長期赴青島休養，中央命我兼代其職務，季陶改任校務委員，我提出校務委員會將政 校先改為二年半制，以後又改為四年制，稱為大學部（復員之後乃改為政治大學），我的心目中是想 辦成一個倫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而兼具法國 政治學校(L 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性質的學校（法國政治學校培養出若干普法戰爭後對於 復興法國有貢獻的人材。所以，九一八以後，我更有這種聯想）。我為這種主張，和季陶先生談了一 個深夜，終於得到他的支持而達成。我要補充一句說，我和季陶先生在若干見解上是不無出入的，而 且有過劇烈的辯論，可是對於政校的教育方針上，我總是很感謝他能給我支持。還有一件有關邊疆教 育的事件，我想也應當在此時一提。在黨校初期，為了邊疆青年升學的便利，曾附設一個蒙藏補習班 。是臨時性的。後來同人們都感覺到這個班很有意義，應當保持和擴充，於是我綜合大家的意見，在 校務委員會中提出一個方案，將該班改為附設蒙藏學校。這方面經季陶先生和陳果夫先生積極支持而 成立。過了兩年，我們感覺邊患日亟，於是由我大膽的再擬一方案，將此校在邊疆各適當地點成立分 校五處，定名為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邊疆分校。一在綏遠的包頭，為附近內外蒙青年求學便利 ；一在甘肅的酒泉，為河西和新疆（當時尚非中央力量所及）青年求學便利；一在青海的西寧，為青 海及隴西一帶青年求學便利；一在雲南的大理，為滇西各族青年求學便利；一在西康的康定，為康藏 青年求學便利。這計劃是相當大而費錢的，我首先面交季陶先生審查，並加以說明。他看了興奮異常

，尤其贊成我選擇的地點。在抗戰以前，這計劃已經次第實行，受過這本分各校教育的邊疆青年有好 幾千人。沒有季陶先生的贊助和果夫先生的籌劃經費，在當時情形之下，可以說是很難完成。（因為 在臺黨、政、邊三校畢業同學要求我敘述季陶先生對於各該校的關係，所以我祇能就個人與季陶先生 親自接觸的事，據實寫下來，並不是要把自己拉進去，我想這是大家可能諒解的。） 但是我在最後不能不寫一件我認為是季陶先生生平最可佩服的事，也是一件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決 定性的大事。這件事發生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到達南京的晚上。當天下午，這件荒 謬離奇的意外消息傳到南京，中央黨部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員和政治會議委員開臨時緊急會議。變 區傳來的消息非常簡略，真象自無從判斷，全國震驚，訛言百出。在中央的人不但義憤填膺，悲痛萬 狀，而且大家公共為國的同仇和私人愛戴的忠忱，交織成為理智和感情無從分辨無法形容的情況。在 會議場中討論復討論，假設復假設，分析復分析，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四小時……的過去。當 然有主張立正紀綱討伐叛逆的，也有主張與叛逆妥洽者。會場的辯論，與場外的電話，復不斷的互為 影響。加之不斷的、相反的謠言，更使人無從判斷，無所適從。其中有忠勇的軍人卻因身份關係而不 敢作主張；有歷史悠久的同志，卻因有所避諱而不肯作主張；有敢作主張的同志，又因年事資歷關係 ，雖有主張而無從貫徹。總之，遇此非常事變，許多學問膽識不夠的人，根本就拿不出主張來。坐到 子夜一時——二時，還無從得到決定。忽然季陶先生站起來了，他的神態簡直像瘋狂一般，他大聲疾 呼的主張討伐。他激昂的說：「現在委員長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為凶，則我們還去和叛逆妥洽，

豈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當，乃至將來無法申大義而討國賊。若是委員長還是安全的話，則我們用向綁 匪贖票的方式將委員長救出來，則委員長又將何以統帥三軍？領導全國？現在我們祇有劍及履及的討 逆，才能挽救主帥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業。總理遺留下來的革命事業和委員長一生為革命奮鬥的偉 大成果，斷不能因為這次西安事變便毀滅了。」他又說：「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 定討逆的大計，明天全國立刻大亂，政府也垮了，大局無法收拾了，我們何面目以對總理？何面目以 對蔣先生？」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眼睛也紅了，聲音也嘶了，這番話卻決定了國家大計，於是全體一 致的通過下討伐令，任命何應欽先生為討逆總司令，于右任先生為宣撫使宣慰西北軍民。這是一件歷 史上重大的決定，本著「喪君有君」的春秋大義，也是明代于忠肅挽回「土木之變」成為一代社稷名 臣的見解與風骨。不是真正的讀書人，決不能有此膽識，這件事現在還有許多在場的朋友們可為證明 ，這件事使季陶先生真正不朽。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臺北「中央日報」第二版。 按：本文曾輯入「逝者如斯集」，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