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節追悼吳伯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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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4/4

羅家倫

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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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追悼吳伯超先生 調節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性格，乃至淨化人的靈魂，正是音樂似神秘而並無神祕的功效。 這功效豈但驗之於個人，而且驗之於民族，優美莊嚴的民族性的鼓鑄，有賴於音樂者更甚。民族 的風度趣味，和生活方式，往往從聽音樂而可以知道，左傳裏吳季札觀樂這一篇妙文，正拈出音樂與

民族間的妙諦。 音樂不但「可以興」，而且「可以群」。可是中國音樂祇有旋律（Melody）而無和聲（Harmony ），好像織布一樣，祇有經而無緯，所以失之單調，而不能產生極複雜音調的組合，所以偏宜於個人 的一唱三嘆，而不能有團體的四部合奏。因此中國音樂裏的群性甚感缺乏，實有改造的必要。 以往中國音樂與文字是不分家的。「弦歌之聲」乃文人學士所兼擅，春秋戰國時候的國際宴會， 雙方表達意思，就藉歌詩。不祇漢末諸葛亮的梁父吟可在琴上彈出，就到宋朝姜白石還有「自琢新調 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的風趣。到後詩調與音樂分家，於是文學無法藉音樂以達到於大眾的心弦 ，而音樂也因此而萎縮、而枯萎，這又是現在急須改革的現象。 因此，我不能不想到吳伯超先生的辭世，不祇是中國音樂界的一個大損失，而且是當今重鑄國魂 這件大工作裏的一個大損失。 伯超先生是一位受過很深訓練而達到很高造詣的音樂家，他告訴我說，他專攻音樂是受了蔡孑民 先生的影響，以後他在歐洲學音樂時，對於作曲指揮尤為專精，而且得到國際間的榮譽。這兩種學術 ，對於改造中國音樂，是必需要的；其可能最深的影響，當非僅攻歌唱與彈奏者所能及。有這種背景 ，他真是最適宜於從事改造中國音樂與音樂教育的人。 他主持音樂教育，還有一個最適當的條件，就是他有充分的熱忱，而無絲毫的怪脾氣，有平衡的 判斷，而無偏私的成見。這是在藝術界中的人士中不容易見到的。而且不幸得很，中國藝術界中，往

往有人持「惟我獨尊」的態度，以乖僻為天才的表現，所以藝術教育發展的前途很受這種障礙，至今 欲得伯超這種藝術的達人，以主持音樂教育，更不禁有人亡韻歇之思。 伯超為公盡瘁，對友熱情，朋友們也愛他，有時覺得他是熱烘烘的一個天真的孩子，那知他在盛 年有為的時候，竟與波浪為伍。這是國家的喪亂害他的，夫復何言！ 瞻念中國音樂改造的艱鉅前途，深感成連海上之琴，已不可復聞矣！哀哉！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四日。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五日，臺北「新生報」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