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地質學而追念兩位亡友——丁在君先生和朱子元先生

A197410012016

1942

羅家倫

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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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質學而追念兩位亡友 ——丁在君先生和朱子元先生 盡心努力忠於所學的人，會死得如此之早，是造化殘酷呢？還是人世殘酷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呢？我真是躊躇滿志，搔首欲問蒼天！ 我和丁在君先生友誼的發展，是為地質學的關係；我和朱子元先生的認識，也是為地質學的關係 。而且其中有一段線索，所以我願意把它寫下來，俾留作學術界同人，至少是地質學界同人，和我作 一個共同的回憶。 當我在南京的時候，為了要健全中央大學的地質學系，去看在君先生，他坦率的對我說：「為了 發展地質學這種科學，為了國家將來對於資源的開發，我希望國內大學中，至少有三個健全的地質學 系。在北方是北大，在中部是中大，在南方是中山大學。北大地質學系已經有了基礎和貢獻；中山大 學的情形，因為路遠，現在太隔膜了；你主持中大，而有此熱忱，我希望我能幫助你把中大的地質學 系辦好來。」我說：「好極了，就請你主持何如？」他說：「我很願意，但是我在中央研究院的職務 不許可，我一定從旁幫忙。」我說：「我要你實際負責，從旁幫忙是不負責的。」他說：「我說從旁 幫忙，就是要負責的，你看好了。」我為了要使他能與中大地質學系發生一種關係起見，就聘他為名 譽教授。以他在地質界的學術權威而論，他是當得起這名譽的。

這位名譽教授果然非常負責，他常到系裏來看看。他有次對我說：「各大學地質學系那一樣功課 教得好，那樣教得壞，實際上我早有所知，因為地質調查所錄用技術人員是經考試的，從應考的各大 學畢業生試卷裏，我們早已看得出那種功課的好壞來。」他又有次對我說：「我想下學年來教一課大 學一年級的地質學，這是大家認為普通的功課，我認為是最基本最難教的功課。我教過幾年，每年用 心預備，但是總覺得還是教得不好。」他細心為我策畫，應該留那個教授，請那個教授，那個教授那 方面有缺陷，但是可以培養；他預備如何調請他到地質調查所去若干時期，如何補充其缺乏的知識和 經驗。他為了請教授問題，和德國的席惕勒教授等通過幾次信，並且把來往的信稿給我看過。他還有 一件最使我感動的事，有一位教授太注意經營財產，而忽略了學術的進修。他把這位教授請來，坦白 誠懇的對他說：「以你的學歷和基礎，是可以做一位很好的地質學家的，為什麼你祇管上講堂裏的功 課就算了？若是你不改弦更張，你的學術就要落伍。我若向校方提出，下學年或就不續聘你。」這位 教授很受感動，真的改弦更張。這種誠摯率真，至公無私的精神，實在另人佩服。這種方式，簡直不 是中國人的方式，而是西洋人的方式。自然也祇有他在地質學界的權威，才可如此。一種學術要在中 國樹立一個基礎，非有一、二先進之人，以這種嚴正的態度，提掖後進不可。因此，使我想到地質學 界在中國有貢獻，是有由來的。 不幸在君先生因公在旅行途中，中煤氣的毒素死了。他長眠在嶽麓山邊，或者還曾含笑得聽見幾

次湘北大捷的炮聲。可是地質學界的損失確實太大了。 在君先生死後不久，中大即因抗戰而西遷。我仍然抱著以前的見解，以為第一、地質學系最好交 給一位地質學界的權威來領導；第二、地質學是一種純粹科學。同時也是種有關國家資源開發的應用 科學，所以應當與地質調查所打成一片。而且因為師資的關係，和訓練學生工作的便利，也應和當地 質調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的地質研究所打成一片。我於是聘請地質學界兩位最有貢獻的耆宿翁詠霓先生 和李仲揆先生擔任名譽教授。他們是地質學界的人一致推崇的。 地質調查所近在陪都，詠霓先生又是極熱心而公正的人，於是我去看詠霓先生。對他說：「要辦 好中大地質學系是丁大哥——在君先生在時學術界同人常是這樣稱呼——的遺志，你是他的好朋友， 同時又是地質學界的重要領導者，為公為私，請你負起這個責任。」謙讓的詠霓先生，居然答應了。 他為了地質學系的事，和我談過好幾次，而且費了許多心思，寫了許多信。他以為：「地質學家中教 了幾年書的人，應當出去一個時期做野外工作；做過相當期間野外工作的人，應當到大學裏教幾年書 。」於是和我商量了中大和地質調查所合作的辦法，並且計畫學生將來從事實際工作的方針。那時候 朱子元先生回國不久，詠霓先生說他學問很好，仲揆先生也很贊賞他，可是重慶大學已經聘請他做地 質系主任了，於是我再三和重慶大學校長商量改為合聘。我以前和子元先生毫不認識，我認識他是由 此而來的。 但是我和子元先生見的面時間很少。在合聘期間，我曾到重大地質學系辦公室看過他一次。我從

自己得到的印象，和友生方面聽來的事實，深深知道他是一個很謹飭的人，學問有造詣，研究有熱忱 ，做事有條理。一般地質學界的朋友，都很願意同他合作，這都是很難得的條件。 在二十九年夏天，中大地質學系主任向我辭去主任職務。詠霓先生於是為充實中大地質學系起見 ，兼為發展地質學起見，費了許多苦心和努力推薦子元先生為地質學系主任。子元先生謙讓不肯，詠 霓先生用車子接他到家中談話，再三強之，責以大義，並且允許他代邀幾位專家來幫助，他才答應。 不料以後發生一點小小的波折，我也不願再講。可是當時他就立刻向我辭職，並且將專任教授的薪水 退回，這件為學術的努力，遂成泡影。這是很辜負詠霓先生和對不起子元先生的。可是從這段經過裏 ，我對子元先生又得到二重認識：一、他是難進易退的人；二、他是耿介廉隅的人。 我是三十年秋間辭中大校長職。以後的事，自然不在我任內。我可以說的祇有一點，就是我是八 月下旬方才交代的。在交代以前，全校聘書我都未發，繼任校長顧孟餘先生是在九月底十月初才陸續 把聘書發完。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自然子元先生還是重大專任教授，領購重大平價米是當然的。在 我交卸的時候，子元先生帶領了重大和中大學生在外考察，也是事實。至於他回到重慶以後，接受了 中大地質系主任聘書，就把八月份中大送他的米貼退回，則中大自有案卷可查，勿庸我說。他在我任 內因辭職而隨同退還專任薪水的行為，使我決不相信這種耿介廉隅的人，會有心冒購五斗平價米。一 位專心學問不事生產作業的學者，竟以在外考察時期的家庭斗米問題，蒙一時不白之冤而致死，我們 也祇有為學術界而仰天太息了！

子元先生死後，有七、八位科學家——其中有四位是地質學家——來看我，說是「子元先生蒙不 白之冤而死，世間太無公道了。我們學術界還有一班埋頭苦幹的人，使他們看了太灰心短氣了。其中 許多恩怨問題想來你也知道，請你就你所知，務必發表一篇文章，證明子元先生的人格。」我說：「 我的處境，不便在此時發表文章。恩怨問題，我更不便談。但是我可以告訴諸位一件事實。這件事實 是當子元先生死後的第三日，我到本年度高等考試的閱卷場內去閱卷，場內有十幾位各科的專家，報 紙送進來了，有人發現報紙上對子元先生不正確的批評，全場放下試卷來看報，可以說是一致憤慨極 了，所說的話很多，不必複述。有一位拍案叫道：『難道蓋棺還不能論定！』有一位悲痛的嘆息道： 『公道何存？』這從種情形裏，正可以看見公道的存在，所以請諸位不要灰心罷。」 子元先生的人格，自有人認識。正如在君先生為地質學一段努力的經過，還有人記得一樣。 僅寫這一段終於事實的記載，以紀念他們。 按：原件未註明日期，經查應為民國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