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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詳細資料

Title (Dublin Core)
詩歌和樂譜
Identifier (Dublin Core)
Date (Dublin Core)
1957/3/12
Creator (Dublin Core)
羅家倫
Type (Dublin Core)
日記與回憶
Key Words (A vocabulary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詩歌; 歌詞; 樂譜; 自由青年
volume (Bibliographic Ontology)
8
page start (Bibliographic Ontology)
518
page end (Bibliographic Ontology)
521
content (Bibliographic Ontology)
詩歌和樂譜 詩歌和音樂都是人類心絃的共鳴。他們也可以說是人類從內心裏發出來的共同的語言,雖然常是 用着不同的符號。若是他們能好好的配合起來是何等的幸運,分開來則是雙方的損失。 就中國的文學發展而言,詩歌發源最早;因爲初民在沒有文字的時候,就藉聲調以說愛抒情,解 疲助歡。而且有音韻有節奏的語言文字,是最容易使人記憶,最容易得到廣泛的流傳。在春秋時候, 外交場合中還是藉唱詩以折衝撙俎。以後樂府繼詩而興,再進而有詞、有曲,都是爲了要使文字和音 樂相配合。不幸後來二者逐漸分離,愈離愈遠,於是雙方固然減少了生命的活力,而民族也喪失了感 情的和諧。 時代變遷了,大家開始感覺到音樂生活,也就是感情生活的重要部份,成爲人生迫切的需要。於 是進而感覺到缺乏「可以興,可以觀」的歌詞,和「可以羣,可以怨」的樂譜。其實這兩項是不可以 分離的。萎靡不振的歌詞,斷難譜成慷慨激昂的音樂;低級興趣的歌詞,斷難譜成高尚情調的音樂; 瑣屑支離的歌詞,斷難譜成波瀾壯濶的音樂。反過來說,縱然有極好的歌詞,無論其如何雄奇,怎般 高雅,那麼動人,若是沒有很好的音樂來和他相配,那也就很難家絃戶誦,使大衆都由悅耳而得到會 心。 現在請略言歌詞。因爲我曾經作過若干歌詞,流傳頗廣,所以靑年們常問到我歌詞寫法的問題。
這話却把我難倒了。我決不敢說我的歌詞可作典型,我祇是知道一點作歌詞的甘苦。有些朋友要我爲 了他們的學校或團體作歌,以爲我一揮卽就,老天爺!那有這囘事!做詩歌不是像搾油一般可以搾出 來的,必須要靠興到神來。但是興到神來還是最後一着,以前還有兩步。第一、要對於你所歌詠的對 象,有深切的感覺和體會;第二、要把你自己的感情放射進去,詩歌才有生命。最後,才等待興到神 來。中國小說書上常用兩句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作詩歌的人,要寫成 一首好的詩歌,常常嘗到此中的甜酸苦辣。 講到另一重要方面,便是樂譜。中國的樂譜單純,因爲祇有旋律(Melody)而無和聲(Harmony) 。以織機上的經緯來比,若是祇有經而無緯,任何妙手是織不成任何花樣來的。而西洋音樂則旋律之 外更有和聲,所以能有四部合奏。我在德國遊山的時候,聽到甲山頭一隊靑年中有一人唱男高音,乙 山頭、丙山窪不斷的男女高音、中音、低音,一齊配合起來,眞有一唱百和,四山皆應的美妙。他們 民族感情的交流與諧和,便是這股活力組成的。至於我們中國的音樂,雖然也有他獨到之處,但是如 果有一個人高唱「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而大家齊聲同唱一樣的聲調,那臥龍岡上散淡的人未免 太多了。至於川劇的「幫腔」,祇是幫助音量的擴大,並不是以不同高度的音來交織,而得到和諧。 好在現在西洋的音樂已流入中國,並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欣賞。這種吸收外來的音樂,使其成爲己有, 以豐富自己民族的生活,不是沒有歷史前例的。如伊州曲、八聲甘州、八聲涼州,都是當年從西北塞 外傳來。舞則有胡旋風舞,大約好像一部份的芭蕾舞。談到樂器,則笛分明叫羗笛,鼓分明叫羯鼓,
笳分明叫胡笳,琴分明叫胡琴,另一種叫洋琴,琵琶更是譯音。這一切的一切,現在都叫做國樂了。 何況今日的鋼琴、提琴等,連胡字、羯字、洋字都不曾加呢?祇是現在我們要團結民族精神,富有羣 性的音樂,是應當積極提倡的,此事業已不在話下,祇是當前硏 究西方音樂的專家,大都是從事聲樂 和管絃樂的,但硏究作曲製譜的未免過少。這對於發揮中國情調,以配合中國詩歌的工作,不免差勁 一點,不足以應付當代迫切的要求。   更進而說到詩歌與樂譜的配合,實在是互相刺激,互相推進。就在西洋,譜曲名家並不能作詞, 作詞的名家更少能譜曲。如華格納(Wagner)的歌劇,自己作詞,自己作曲,各臻其妙,乃是特殊 的例外。如二者不能兼備於一人,則作詞的和作譜的能互相商酌,互相硏討。使歌詞的精神、歌詞的 寄託、歌詞中的每個着重之點,在曲譜中能盡情的表現,那一定能收到更良好的效果。就我小小的經 驗而論,我便深深感覺這種需要。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七七抗戰發動以前,我在中央大學曾盡力發展 藝術科的音樂組。在這組之內,我聘請了五位外國敎授(一位是奥國維也納大學的音樂敎授,四位是 德國音樂家),五位中國敎授,人才衆多,頗極一時之盛(如喩宜萱女士當時在上海音專畢業未久,我 約她來做助教,同時給她進修和觀摩的機會)。那正是強敵侵凌、國難嚴重的時候,我一方面同情靑 年與知識界的愛國情緒,一方面因參加中樞會議,了解國力的限度與埋頭備戰的國策,不能在外有所 透露,於是一腔悲憤,發爲詩歌。自己認爲較可滿意的作品,則與本校音樂敎授商談,請其試譜,每 定一譜,必先經若干次修改。大家在和諧的音樂空氣之中,毫無隔膜的交換意見。如「玉門出塞」、
「中華男兒血,應當洒在邊疆上」等若干首軍歌,都是如此構成,而結果是唱遍全國的。等到以後中 大遷往重慶,人才不免星散,我作歌的興趣,也就低落了。至今囘想,猶有餘戀,也可見這種雙方的 配合,實爲必要。   現在把我這點見解和經驗寫下來,貢獻給大家,尤其是音樂家和愛好音樂的靑年朋友們,以預祝 新興的樂歌,是新興中華民族的前奏!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自由靑年」第十七卷第六期,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