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 自從九一八之後，跟着的就是一二八，上海淞滬之戰，我就認爲中日戰爭是一件絕對不可避免的 事。等到以後就是長城的戰役，造成了塘沽協定，到了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對於冀察問 題提出無理要求，壓迫中央軍第二第四兩師和憲兵第三團退出北平，宋哲元退出察哈爾，在北平設立 華北政務委員會，這一連串的事實發生，我更覺得戰鼓敲得愈來愈緊。我曾經爲了商量冀察事變的問 題，經重慶飛成都，我這次飛往成都，關於對日問題向蔣委員長有所陳述，一方面是表示我自己的見
解，另一方面亦是代表中央政治會議裏面一部份朋友們的意見，我和這許多朋友們，並不是不知道國 際情勢和國內狀況在當時不宜於發動全面的對日戰爭，但是我們却反對當時親日派和日本軍閥政客胡 調式的外交，我們主張要有一個最後的立場和方向，決不能退過這最後防線的一步，可是在沒有退到 這防線以前，我們亦應當不惜一種有限度的犠牲，免得日本軍閥得寸進尺，而無限度的推進，我常常 說，對於這般獷悍的軍人和狡滑的政客，若是我們以嚴正的態度來應付他們，多少還使他們不敢過於 放肆，這是中國古書上所謂「臨之以莊則敬」的道理。當在南京汪精衞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唐有壬 任秘書長，對日態度非常軟弱，而且唐的行爲完全是一種胡調式的格局，在成都委員長行營裏楊永泰 任秘書長，也是一個以親日著名的人，當這兩秘書長都在親日的陣營之中，恐怕有許多其他意見都被 他們埋藏起來了，所以政治會議裏這般反日朋友們，要我到成都去一趟，陳說我們共同的意見。因此 ，我在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南京起飛，坐了一架專機，改姓爲熊，自稱爲交通部的熊參議，在武漢換 了歐亞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沿着三峽江面，飛往重慶，躭擱了一天轉機飛成都，和蔣委員長談了三 次，並且每天和陳布雷老是一道吃飯談天，使彼此的意見溝通了不少。我爲了要趕囘中央大學來主持 畢業典禮，乃由成都坐委員長的專機飛往重慶，在囘程的時候，幾乎出了一個危險，飛機師在鳳凰山 的機場加油待發，可是那天氣候不好，飛機師不願起飛，在這專機上一共有四個人，一個是張發奎（ 這是他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第一次和蔣先生見面），還有董顯光、端納、和我，張發奎要我慫恿這個飛 機師起飛（飛機師是德國人名叫Lutz），他居然聽了我的話，不過飛到重慶上空，雲霧迷漫，找不到
降落地點，在空中盤旋大約有二小時，張發奎要我勸 Lutz 飛囘成都，我說我再也不幹了，因爲在這 個時候，我們祇有聽飛機師單獨的判斷，不能擾亂他的觀察和決定，到最後找到一個雲洞，飛機俯衝 下來，找到了一個兩江合流的地方，最初以爲是重慶，那知道並非重慶而是合江，於是再沿江低飛到 達重慶，下機之後， Lutz 同我們拉拉手說：「幸運，幸運，祇有十分鐘的油了。」我們更不能忘記 那時候的飛機沒有無線電的設備，雖然這還是委員長的專機，因爲氣候不好，我們在重慶躭擱了二天 半，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在重慶觀察地點，因爲我從漢口飛重慶的時候，觀察過了宜昌以後山地的形勢 ，便感覺到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的地點。囘程到了重慶，我便存了一個心，爲中央大 學留意一塊可以建設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空襲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重慶山勢 起伏，層岩疊嶂，易於防空，覺得這是一個戰時設校的理想地點，像沙坪壩、老鷹岩也是我遊踪所到 地方，可以說我這雨天半在重慶的遊覽，賦給我對於重慶的形勢一種親切的認識。不久我就囘到南京 ，我招呼總務處開始定做九百個大木箱，裏面釘最好的洋鐵皮，存在學校工廠的後邊，因爲數量太多 ，不能不搭幾間臨時的蓬屋貯藏，學校裏的人對於我這個擧動都覺得莫明其妙，最初還有人談論，以 後過久了，也就把這件事忘了。 到二十六年六月，蔣委員長在廬山辦了一個大規模的訓練班，召集了將近一千簡任以上的官吏， 一千四百多中學校長和教務主任，大約二千校官以上的將領，在廬山集中訓練，這顯然是爲了準備將 來萬一發生的非常事變；同時更召開了一個廬山談話會，約集了將近二百個全國各界的領袖和知名之
士，大家交換國事的意見。那個夏天我被聘爲廬山訓練團的講師，同時也是參加廬山談話會的一份子 ，就在七月八日的一早，我和太太在一個美國學校的飯廳吃早飯（這個學校暑期放假，房屋租作招待 所），在座有邵力子夫婦，忽然蔣委員長來電話，要邵力子去商量要事（當時邵任宣傳部長），邵單 獨去了，我們同他說等他囘來一道吃早飯，他果然很快的囘來，一囘來便說昨天晚上出了大事，日本 軍隊藉故攻擊盧溝橋邊的宛平縣城，事態非常嚴重。我問他蔣先生的態度如何？他說非常鎮定和堅決 。早飯後情報雖然加多，可是大致不過報告炮戰的情形，那天下午一點鐘，我在第二總隊向全國中學 校長和教務主任有兩小時的演講，第二隊的總隊長是孫連仲（第一隊總隊長是胡宗南），我講到最後 忍不住興奮起來，可是我不能當衆宣佈昨晚盧溝橋的事變，因爲這不是我的責任以內的事，同時我也 不能够完全緘默，我最後對大家說道：「時局已經到最後關頭，可能我們今天在此地講話的時候，正 是華北炮火連天的時候，我們要共同為國家作生死存亡的鬥爭。」我講完以後，退到休息室，孫連仲 、胡宗南和若干高級將領紛紛地問我這話什麼意思，是不是有特別的消息？我就把上午我所知道的各 項情報告訴他們，他們亦都興奮得很。到下午五點鐘，我去仙霞飯店看胡適之先生，剛好他從蔣委員 長那裏囘來，我們就在樹下的板椅上坐下，他告訴我方才和蔣委員長談話的情形，他說蔣先生態度比 他還要激昂，蔣先生對他說：「胡先生，你從前批評何梅協定，我現在撕破何梅協定給你看，我們已 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歩，我已經下令派六師軍隊進河北省前往應援。」胡先生說，我們恐怕祇有準備 打仗吧！我仍然囘到美國學校吃飯，飯後，我走過河東路遇着孫連仲，他對我敬個禮，再同我握手道
：「我已經奉令下山，帶一部份部隊進河北，我今天晚上立刻動身，再見！」以後二、三天內不斷的 有若干軍事和外交的接觸，我因為要趕到南京主持中央、浙江、武漢三大學聯合招考委員會，特別是 爲了出題目的問題，不能不下山囘南京一趟，於是我由九江飛囘南京，把聯合招生委員會召集開會， 解決了若干有關聯合招考的重要問題，仍然飛囘九江轉上牯嶺。在我離開南京的前一天，我召集了中 央大學重要的幾個行政人員，秘密地招呼他們趕快準備收拾重要的圖書、儀器，絡續装箱，先拿這九 百個箱子用，同時一面趕快添置。我在離開南京以前遇到軍政部長何應欽，我問他軍事的情形，他說 ：「津浦、平津二路已經有一千三百輛車皮準備運輸六個師進河北，可是第一列開到正定的時候，宋 哲元擋駕，他打電話到牯嶺請示，委員長囘答的電話是已經運到正定的部隊，先在正定下車，再把空 車皮接運其餘的部隊，繼續集中正定一帶。」我囘到廬山出席十七日上午的廬山談話會，蔣委員長就 在那裏堅定而激昂的宣佈現在最後關頭到了。隔了兩天，他在海會寺擧行訓練團畢業典禮，他對於華 北的軍事和中國最後的立場，有一個明白的宣佈，繼續有一篇很長的演講，題目是「建國的道理」， 在結束的時候，他又說 :「現在我們到了最後關頭，明天我們就要分手到各地去，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爲國家民族做生死存亡的鬥爭，我們今天在此可能是生離死別，希望大家為國珍重。」這篇演講在 烈日底下（因爲海會寺在五老峯的山脚，鄱陽湖的湖邊，氣候非常的熱。）接連三個鐘頭，凡是在場 的人，都是感奮萬狀，奔騰的熱血，沉痛的心情，相對無言，可是大家都有千千萬萬說不盡的話，第 二天我們就下山了。我囘到南京一方面很鎮定的擧行三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考完之後，催促敎授們趕
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二星期之內把重要的圖書、儀器一齊裝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戰爭爆 發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隊重轟炸機的空襲，這隊飛機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隊，由臺北松 山機場起飛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氣打下他六架，以後南京天天有空襲，但敵人的目標還是在光華門 外的機場和若干軍事據點。以中央大學爲主體並且參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敎授的閱卷委員會，在十五 日已經把全部卷子閱完（那年投考的有一萬一千人左右，評閱的卷子有六萬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 午所有的分數一律算好了，有三所大學合組的考試委員會在大石橋中央大學校本部圖書館閱覽室開會 ，大致到了六點鐘吃飯的時候，大體的決定已經有了，不過還有若干附帶問題尙待繼續商討，六點鐘 ，我們在圖書館樓上開始用晩餐，剛剛大家放下筷子的時候，天空的敵機不斷的盤旋，我們起初以爲 他所找的仍是軍事目標，不致於會炸到大學，所以不曾十分注意，那時中大的警衞隊長李治華君跑上 樓來對我說：「敵機在上面盤旋，不懷好意，請趕快到圖書館最下一層半截在地下的書庫裏坐一下。」 於是我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職員，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書庫，我爲了要結束這個會起見， 約集其他兩校的代表坐成一個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時候，忽 爾聽見一聲劇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坍一樣，屋頂上的水泥紛紛像暴雨般的掉下來，這種強烈的爆炸聲 音，繼續不斷有十餘分鐘，飛機聲音稍小，李治華君又趕下來向我報告道：「後面化學室起火，女生 宿舍全部被炸。」於是乎我立刻出來，站在圖書館前的一個大日軌前面，督促本校員工救火，正在救 火的時候，又聽見一連串不斷的爆炸聲，天空紅色的碎片橫飛，響了十分鐘之久，我們還是不問，把
化學館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變爲平地，圍牆以外承賢街農場的男生宿舍二、三層樓的門窗，幾乎 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兩處均未傷人，祇有正在建築牙醫專科學校大樓的工人炸死了五個，校工 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犠牲者。說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這種損燬而不曾傷人，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奇 蹟；但是其中有一段經過，是當時在場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補說一下。南京從八月十四被空襲起， 來找我的客人大大的減少了，我的辦公室在大禮堂的二層樓上，這個禮堂是爲當年開國民會議建築的 ，相當堅固，我的辦公室就正對大門，女生宿舍靠近大禮堂的左邊，是中國式的平房，因爲客人稀少 ，我一個人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忽爾注意到鄰近的女生宿舍，感覺到不妥當，於是坐下來下了一個 條子，請女生指導員陳美瑜女士 （他原是金女大敎授，當時在中大衞生教育科任敎），要她把住在宿 舍裏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同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樓中大農學院女 生宿舍裏暫住。這個條子寫好以後，我又在辦公室走了若干個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層樓不妥 ，因為男生當時沒有空襲的經驗，常常喜歡跑到屋頂上去看敵機，所以我又寫了一個條子給男生宿舍 管理員吳茂聰和汪瑞年二位，要他們把二、三層樓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層樓居住。這二個條子送出以 後，他們三位負管理責任的人，前後都來對我說，這個命令很難得執行。女生指導員說：女生因爲暑 假之後，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覺到涼爽舒服。男生管理員說：因爲這是熱天，二、三樓房屋比較 風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嚴厲地堅持非要他們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點鐘，吳、汪兩君來報告我說 ：他們費了很大的氣力把二、三層樓男生搬到一樓。在四點鐘的時候，陳美瑜女士到圖書館會場裏同
我說：費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請假二星期囘浙江省親，我自然 答應了的。可是在三小時之內，女生宿舍被炸，他們報吿我說炸的時候，陳女士正在宿舍裏，於是我 下令叫他們趕快去挖，不想正預備了器具去發掘宿舍廢墟的時候，這位女教授從倒坍了的宿舍旁邊爬 了出來，狂奔到圖書館門口來找我，祇見她一身都是灰，後頭跟着一個女工，原來陳女士從圖書館出 來，正準備收拾行李明天囘家的時候，忽爾炸彈落下來了，女工王媽正幫她在理東西，立刻上前把陳 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滾，她說：「陳小姐，我們死在一道吧！」那知這一滾，正滾在水門汀的洗臉臺之 下，這幢房屋倒坍下來的時候，雖然是石瓦橫飛，可是他們在洗臉架之下却得到了庇護，等到轟炸停 止，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條小的弄堂，他們就從這弄堂內爬了出来，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至於男 生宿舍，爲什麼二、三樓炸得門窗無餘，而一層樓學生所居之地沒有一人受傷呢？這些炸男生宿舍的 炸片却與日本飛機所投的炸彈無關，因爲北極閣上有若干門高射炮，有一輛裝滿高射炮彈的卡車，正 準備開上北極閣去時，正値敵機當頭，於是就在承賢街中央大學宿舍的牆外停下來，想不到這車炮彈 受到了敵機炸彈的破片起火爆炸起來了，因爲高射炮彈是揮發性向上的，他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牆 外，所以它爆炸的彈片向上飛，把圍牆裏的樹木炸了許多，碎片再飛上去，破壞了男生宿舍二、三層 樓的門窗，底下一層反而無恙；那一天單是在圍牆裏敵機投下的炸彈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計 四分之三公噸，來炸燬一個不成爲軍事目標的大學，其中離我最近的一個，就在圖書館書庫的外面， 炸彈坑距外牆祇有三公尺，若是不是一個鋼骨水泥的牆隔着，那不祇是我，在裏面的一百多人，恐怕
大部份毀滅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門裏馬路旁的法國梧桐樹下，拿了一支鉛筆一本拍字簿，正在 發號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時候，有四個女生跑來謝我，我說：「你們眞是小孩子！昨天你們還不搬， 以爲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謝起我來了。」也有許多男生來對我作同様的表示，這是一件很巧的事。許 多迷信的人，或者以爲我有什麼神靈幫助，說不好聽一點的話，或者是有什麼巫術，其實我以爲靈感 都說不上，祇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他在危險的時期，把他責任以內的事，多用了一點心思罷了。那 一天還有一件可慶幸的事，就是在被炸燬的牙科臨時房屋之內，有幾十箱貴重的儀器，就在那天早上 搬到下關，上了輪船向上游起運。 我雖然把一部份圖書儀器開始搬運，可是這種措置，並未奉到命令，對於校址設在何處，雖然我 自己胸有成竹，可是並沒有呈奉政府決定。說到把中央大學遷移這個問題，當時正是議論紛紜，主張 不一：衞戍司令部爲了怕動搖人心，是絕對不希望中央大學搬的；敎育部當時仍然希望中央大學在郊 外選擇比較安全的地點開學；胡適之先生主張我搬到安徽的九華山去；張岳軍先生主張我搬到牯嶺新 造的圖書館和訓練團裏去，學校裏許多教職員受了「蜀道難」的影響，都不主張遠遷，有的主張至多 遷到武漢，暫借武漢大學上課，說得頂遠的，也祇是到宜昌爲止，到重慶幾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我研究一切軍事、地理和經濟上的條件，有遷到重慶的決心。可是在中央大學沒有轟炸以前，這個問 題是在任何方面都難於得到贊同的，現在受了這種嚴重的轟炸以後，自然我說話容易一點。可是要遷 得這麼遠，仍然是一件不易得到同情的事，我於是親到陵園向蔣委員長說明理由，請他主持。我們討
論的結果，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使我可以放手的進行。我囘校以後，立刻請法學院院長馬洗繁， 經濟系敎授吳幹先生向重慶出發，醫學院院長戚壽南先生向成都出發（因爲成都華西大學有醫科，所 以我想到把醫學院搬到成都，對於功課上容易進行），而敎育心理系敎授王書林先生向湖南出發，請 他在兩湖一帶亦做一個大致的觀察，看是否可以發現適當的地址。他們都有極好的精神，我早上同他 們講，他們連自己家庭的安置一槪不顧，下午便出發了，這種精神是極可佩，而極能使人感動的。在 重慶和成都兩路接洽的結果，來電報告都很圓滿，正如我所預期，到兩湖這路，王書林先生雖然很辛 苦的跑了若干地方，找不到眞正適宜的所在，他在路上還遇着一件不愉快的揷曲，他道經醴陵，是當 時省政府主席何鍵的故鄕，何鍵當政引用他鄕親最多，所以湖南人說他是「非醴不仕，非醴不聽」， 這位醴陵縣長把王敎授當奸細拘禁起來了，王告以是中央大學敎授，並且把公函給他看，這位縣長不 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學，他問校長是誰，王先生說是羅家倫，這位縣長說這個名字，我倒彷彿聽見過， 這倒是對我意外的恭維，使我受寵若驚！可是我和這位縣長大人距離究竟隔得太遠，使我無從爲力。 幸而王先生情急智生，想起了他的老同學朱經農正在湖南省政府做敎育廳長，於是乎由王出錢請縣長 代打電報給朱先生，得到囘電之後，才蒙釋放，已經受了兩天的牢獄之災。王先生在兩湖之行，旣然 沒有效果，而重慶、成都之局面大體已定，所以我就請他駐紮在漢口設立辦事處，一方面轉運赴渝的 圖書儀器，一方面招待和轉運西上的敎職員和學生。這兩路的部署已定，我在南京就是加緊督促大家 整理和包裝，凡是可以帶走的東西一齊帶走，我自己常常拿了筆和紙親自發號施令，凡是敎職員到學
校來探詢的，我就立刻派他一件工作，大義所在，也從沒有推諉。那時候我簡直是學校裡的「狄克推 多」，我做了十幾年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像那時候這樣的權力之大，和大家毫無異議更無怨言的服 從，這眞是我們智識份子民族意識最高的表現。我於是決定通知所有敎職員，於十月十日以前在武漢 辦事處報到，十一月在重慶、成都分別開學。在成都方面，因爲醫學院同牙科學校的人數較少，華西 大學規模很大，所以如期上課，還沒有很大的問題。至於重慶，爲校本部所在，學生人數衆多，院系 更是繁複，各科的實驗室，亦須要特別佈置，乃不得不興建校舍，經馬院長與重慶大學接洽，在他校 址後邊撥了一個山頭，讓我們自行佈置一個局面，這時候幸而我們還有一筆預備在南京中山門外建築 新校舍，不曾領用亦不曾用完的款項，大約還有五十幾萬元，於是我不顧一切，先撥二十六萬爲重慶 沙坪壩建臨時校舍之用，十萬爲運輸和敎職員旅費之用，這種權宜的措置，免除了許多請款領款的手 續。我請工學院敎授原素欣和一位徐工程師飛重慶辦理新建校舍事宜，他們居然發動一千八百多工人 ，在二十八天之內蓋成可容納一千多學生上課和食宿的校舍，這也眞是一件了不得的成就。在這一切 進行遷移和建築的進行之中，我每天晚上一點到三點的時間，總在等候重慶的消息。在戰爭開始以後 ，從南京通重慶的電報非常的慢，有時遲到一個星期，慢的原因，由於南京到漢口這段無線電臺，都 爲軍用所佔，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要和重慶互通消息，接洽應辦事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幸而重慶 到漢口一段電報常通，當天可到，而漢口接到南京的電話，到晚上一點鐘以後可以接通，所以馬院長 用電報給漢口的王敎授，王敎授在一點鐘以後用電話和我商量，這是一種傳遞的方式，可是有時候爲
了半夜的空襲，亦受到不少的干擾，對於大體上的進行，始終都能如期達成計劃。 自從南京第一次大轟炸以後，中央大學有受到過三次轟炸，第一次被炸以後，大禮堂已相當殘破 ，於是我搬到圖書館辦公，總務處在附近的文學院辦公，如斯者有一個多禮拜，忽然我發現文學院辦 公的單位，搬到農學院去了，我很不高興，對總務長說：「我尙在此，爲什麼同人們要搬到那邊去呢 ？」我要他們搬囘來，經總務長婉勸以後，我放棄了我的主張，可是我自己還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學 院果然被炸，若是當時我固執一點的話，可能有若干位同仁會受到災害。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總務方 面的人員也好，各系的敎授、助敎也好，都是一有功夫就到學校來爲圖書儀器裝箱，在九月底以前， 凡是可以裝運的，都已經運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儀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個風筒，這個風筒是試 驗飛機模型所必須的設備，大約要値二十幾萬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機器無法分拆的有七噸多重，要 運上輪船，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因爲沒載這麼重的汽車。我和航空工程系主任羅榮安先生說，請你負 責把這個風筒運到重慶，他下了決心，風筒不運走，他決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辦法，把這龐然大 物搬上了輪船，載往重慶，像這種的精神，實在是値得讚揚。在這段期間，中央大學每次轟炸，我都 在場，我自己家裡的物件器俱全部放棄，什麼事先儘公家，亦祇有這種作法，才可以對得住中央大學 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長的先顧自己的東西，我能責備誰應當先爲公家着想？到九月底，學校的圖書 儀器搬完以後，我於十月初離開南京，到安徽屯溪爲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主持開學典禮，我是坐小汽車 去的，我動身以前，安徽中學校長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車，要我到夫子廟蓮花池去接他，我臨出家門
的時候，只帶了兩個小手提箱，不過裝些換洗的衣服，就是書桌上的陳設，也一點沒有帶走，臨走的 時候，把各個房間巡視一番，心裏覺得：第一、要帶也帶不了這許多；第二、在這偉大的抗戰揭幕以 後，生死都置之度外，還管什麼東西？所以看過以後，只拿了一瓶香檳酒，是我在淸華大學做校長的 時候請客沒有用完，帶到南京的，我拿了這瓶酒上汽車的時候，指着這瓶酒發誓道：「不囘南京，我 不開這瓶香檳」，不料正上車的時候，空襲警報又響了，我仍然在緊急警報下到達蓮花池，接了姚先 生一同出小南門，轉向蕪湖的國道。在路上遇着一隊日本飛機，共二十一架去炸蕪湖的機場，我們汽 車在中途照常開行，因爲我想它決不會因爲我一部汽車，來變更他原定的目標，等到我到蕪湖的時候 ，這一隊日本飛機，又在我上面囘航了。 說到實驗學校這件事，實驗學校名義上屬於中央大學敎育學院，供全體學生實驗的，可是我總認 爲，若是能辦一個好的中學，爲大學儲備好的學生，也是件値得的事，所以我對於實驗學校發生了直 接的興趣，請許本震（恪士）做主任，從幼稚園辦起，辦到高中，成爲一個最完備的學校，敎員標準 選擇得很嚴，多半都是中央大學優秀的畢業生，所以實驗學校的聲譽，在抗戰以前江南一帶，已經達 到了很高的程度。這次日本飛機轟炸實驗學校校舍，是在半夜的時候，我一知道學校被炸的消息，就 立刻親自去看，我正站在一個炸彈坑旁的時候，一個很忠於學校的老校工跑到我前面來，跪在地下痛 哭，我很感動，我指着炸彈坑，對在場的敎職員和工友說：「敵人要炸毀這個學校，我一定要復興這 個學校，敵人能炸毀的是物質，敵人不能炸毀的是我們的意志。」所以在遷校時，中大有許多位院長
和系主任都不贊成把實驗學校西遷，自然因爲中央在那時候經費窘迫，怕顧全不到實校，還有一點理 由是很充足的，就是中學生年紀太輕，多半跟家庭走，現在他們的家遷移未定，我們帶這許多小孩走 ，很難得負責。但是我還是決定把實校西遷，第一步我把它放在屯溪，以後因爲軍事的情形局部吃緊 ，經長沙搬到貴陽，在貴陽城外馬鞍山建築校舍，成爲一個很好的中學，因爲實驗學校的圖書儀器均 全部搬出來了，同時實驗學校裏幾十個多年磨練出來的優良敎師，仍是集合一起沒有散掉。這一件是 至今許多貴州人說起來還是感激的，因爲這個學校給了貴州幾千個靑年比較好的中學敎育。 現在讓我們囘到大學本部遷移的問題上來，這次的遷移，可以說是「盡室而行」，凡是可以搬得 動的東西都搬走了，尤其是圖書儀器，毫無損失，所以到四川以後，各院各系不但可以照常開課，而 且一切的實驗，都仍舊照着平時的標準進行，從這方面來說，恐怕可以說中央大學是抗戰期間保全實 力最多，維持敎育水準最高的一個大學。當全校離開南京的時候，我並且把南京的校舍──搬不動的 房子，也有一個處置，就是把它移交給紅十字會的傷兵醫院，關於搬家徹底的程度，我還可以補充兩 件小事來說明，一件是中央大學醫學院大體解剖學的死屍二十幾個用藥品製過的，戚壽南院長認爲這 是一到四川開學就要用的，捨不得丢掉，把它全數帶到成都；第二是農學院農場的牲畜，當開始遷移 的時候，我和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商量，要他改造一條輪船的一層，爲裝牲畜入船之用。盧作 孚本來在成都辦了一個家畜保育所，對於改良畜種很爲熱心，却受到了四川所謂五老七賢這般人的攻 擊，要想改良畜種，當然要飼養牲畜與不同的飼料，於是乎這些讀孔孟之書的老者、賢者，就引了「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這類的話大肆攻擊，所以盧作孚受了一肚子的委曲，現在聽說我要把中央大 學一大羣的畜種運往四川，他大爲高興，除了與他願望相孚，還可以給他洗刷「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的汚衊的責備，所以他接受了我的要求，改裝了川江輪的一層。我叫農學院把每一種畜種選一對 上船起運，這條船拿基督敎的聖經故事來作比喩，就是等於「羅哀寶筏」（Noahs ark），拿中國的詩 句來說就是：「鷄犬圖書共一船」。所以我同四川朋友講笑話說：「我們這次中央大學遷到四川以後 ，留下來文化的種子多少，現在還不敢斷定，可是牲畜的種子，可以保證爲你們確實的留下來了。」 關於牲畜的遷移，還有一個極動人的故事在後面，因爲除了選了的每樣一對畜種之外，還有許多留下 的牛羊等等，怎麼辦呢？我在將離開南京以前，把管農場的一位職員王酋亭先生找來，親自對他說： 「這留下的東西，交給你，在敵人未到南京以前，你設法保管，萬一敵人攻陷南京，那時你若是認爲 無法維持的話，不得已而放棄，我也決不怪你。」那知道到南京攻陷前三天，他看見情形危急，居然 把全部牲畜移到大勝關農場，再由大勝關用木船運過長江，迂廻的循着陸路游牧起來了，由安徽到河 南，由河南轉湖北，到宜昌之後才上木船到達重慶，這樣的游牧，近乎有一年的時間，當然沿途的費 用，我都隨時接濟他，或是請當地縣政府先行墊付，可是這漫長的路程是不容易走的，有時候背後就 是敵人，而這些高貴的「慢牛」（很多是荷蘭和美國種），毫不知道發急，一天只能走十幾里路，走 了二、三天，必得休息一個星期，裝了籠子的各種鷄鴨，在路上要請牛先生幫忙背負，可是奇妙得很 ，從南京出發到重慶，這些大的牲畜沒有死亡一個，還添了一條小牛。在第二年的深秋，我由沙坪壩
進城，已經黃昏了，司機告訴我說，前面來了一羣牛，很像是中央大學的，因爲他認識趕牛的人，我 急忙叫他停車，一看果然是的，這些牲口長途跋涉，已經是風塵僕僕了，趕牛的王酋亭先生和三個校 工，更是鬚髮蓬鬆，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我的感情振動得不可言狀，就是看見牛羊亦幾乎和看見 親人一樣，要向前去和牠擁抱。王酋亭在中大的職位，不過是事務員，月薪不過八十元，到這個時候 有這種了不得的精神表現出來，眞可以說是「時窮節乃見」，因爲大家有這種的精神，所以中央大學 能做到完整的撤退。 開學以後，在松林坡的四周，絡續添了好些必須的房屋，同時我在嘉陵江邊的岩石裏鑿了一排極 堅固的防空洞，可以容到五千人以上。這批防空洞以後發揮了很大的效用，在抗戰的第二年，敵機常 時空襲重慶，當空襲警報一發，我立刻就叫他們把重要的文件和貴重的校產挑選進防空洞。等緊急警 報一發，我就繞着松林坡巡視一周，幫同防護團的團員（包括敎授與學生組織的）驅逐在四周逗留的 學生進洞，習以爲常。有好幾次，我把學生倒趕進去了，可是自己不及進洞，敵機却已臨頭。中大雖 然在沙坪塌被炸多次，賴有這樣的防空洞，在校本部的毫無死傷。我把中大遷到沙坪壩的時候，亦料 到校址雖在郊外，但是和重慶大學、南渝中學聚集在一個角落，敵人是不會放過的，所以我在民國二 十七年春，又在嘉陵江的上游，離重慶有三十華里一個四山環抱的地方叫北溪（後來改爲柏溪，因爲 此處柏樹成林），另闢一校舍，專爲一年級之用，其實許多圖書儀器的複本亦藏在此處，每天用木船 來往運送，使敎育與保存雙重目的同樣達到，因此，敵機縱然炸了幾次沙坪壩中大的校舍，我們還是
沒有受到很多的損失（有二次正是暑假的時候，大部份的圖書儀器早已運到柏溪，學生亦一部份疏散 在該處）。講起敵人轟炸我們文化機關的毒辣手段，眞是令人覺得可恨可鄙，在我手上，中大在南京 被炸過四次，在重慶又是四次，他決不饒過這個大學，在二十九年陰曆中秋期間，日本空軍對重慶實 施九天九夜的疲勞轟炸，九天九夜之中沒有一個時間解除過警報，吃飯只是在防空洞裏吃點乾糧，睡 覺亦在裏面打個瞌盹，可是大學行政的人員與防護人員，還要不斷的爲公共福利而奔走，大家毫無怨 言，行若無事。那年中秋節的晚上，我在防空洞裏和敎職員談天，改了一首唐詩念給大家聽，這本來 是唐人一首中秋望月的詩，我只改動了幾個字，詩曰：「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 明人盡躱，不知炸彈落誰家。」朋友們聽了大笑，問我爲什麼在這種緊張的時候，還有這般閒情逸緻 ，我的囘答是：「在緊張的時候，難道痛哭流涕嗎？我們不妨有點幽默感吧！」 在抗戰期間，中大的功課頗有調整，我不反對有志的靑年投筆從戎，但是我不贊成所有的學生， 都犠牲學業走上戰場，我這話並不是要他們偸安苟活，乃是要他們對於這生死存亡關鍵的民族戰爭中 ，能够各就所學發揮，有更大實施的力量。在抗戰發動前三年，我對於中央大學的課程中，已經注意 到如何調整，以適應戰時需要的問題，如理學院開設彈道學、軍用化學等等，在戰前卽已開始，我提 倡得最早的就是航空工程，在民國二十三年我就開始把特別機械硏究班招考大學工學院機械系和電機 、土木三系的畢業生，給他二年航空工程的訓練，所謂特別機械，不過是航空機械的化名，以掩護敵 人的耳目而已。等到二十六年戰事一爆發，我立刻開辦航空工程訓練班，將工學院前三系的學生加一
年的航空訓練，由航空委員會調派服務，以後就正式成立航空工程系，在這個部門，中大提倡得最早 ，畢業的學生在抗戰時期，及以後在空軍及航空界服務的最多。我辦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的目的， 除了爲提倡科學的醫學和增進民族健康而外，更有一種積極的任務藏在裏面，就是預備抗戰時期擔任 救死撫傷的工作，這都是求其高者而言。後來中央大學醫學院遷到成都的時候，因爲敎授的學術水準 爲其他的大學所推崇，所以彼此之間合作得很好，有中大、華西、和齊魯三校的醫學院合組成一個三 大學聯合醫院，以後因爲學生人數加多，實習的便利不够，於是我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張岳軍先生商量 ，合辦了一個公立醫院，這是四川第一個不是敎會辦的醫院，也是對於四川軍民一件實際的貢獻。還 有一種確實基本的工作，在戰時由我提倡，後來頗著成效的，就是技工訓練班的設置，中國工程敎育 ，或者可以說科學也是如此，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只有高級工程師，而沒有工頭──就是熟練的 技工。所謂職業敎育的工的部門，老實說大都是有名無實，我看見戰時兵工廠裏面，和遷川的工廠裏 面，這種基本幹部的恐慌，實在是急須醫治的病症，那時候我和兵工署長兪大維先生商量，後來又和 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商量，廣泛設置技工訓練班，利用中大的助敎敎課，實習工廠給學生實驗，招收初 中一、二年級學生，給他們一年實際的訓練，使其成爲工廠的幹部，若是中大的工廠設備不够的話， 可以分派在各兵工廠實習，畢業後由兵工廠錄用，並且各工廠只要他們的工程師肯負擔這種敎育工作 ，他們自己也可以同樣的開辦。這種的訓練班辦法實行以後，在短短的二、三年中，也居然訓練了二 千人以上（包括各方面）熟練的技工，到現在臺灣的兵工廠，和一般工廠裏還有不少受過那時候訓練
的人，將來中國要工業化，這辦法也是値得酌量採用的。 總之，中央大學在抗戰時期，始終沒有降低過學術水準，物質上大家覺得苦一點，但是精神上倒 反而比以前還要愉快，「同甘苦，共患難」六個字，當時是確實做到的。以後學生人數膨脹到三千多 人，實驗的功課，自然不免受到相當的影響，因為種種的原因，尤其是經費上遭遇了不能由我來克服 的困難，所以我離開中大。我對於有關抗戰的任務，是從不曾推却過的，在珍珠港事變的時候，曾奉 令有事於雲南、貴州，以後轉向到大西北，尤其是新疆。我在離開中大那一年的春天，在松林坡上種 了一個松樹，就在種樹的時候，做了一首詩：「龍孫手植感悽然，待爾參雲我白顚，終不羡人種桃李 ，花開花落是明年。」我願意我主持過的大學的學生，不要做三春桃李，而要做歲寒松柏，這是我敎 育的理想，也是我對於敎育的期待。 按：本篇與「炸彈下成長的中央大學」一文（見「文存」第一册頁五八八），敍事詳略互見，「炸彈下成長的中央大學」發表於 民國三十六年，「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成稿於臺灣，並未發表，特予編入，藉供相互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