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論報」記者函 「徵引史實和接受歷史敎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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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2/20

羅家倫

函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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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論報」記者函 「徵引史實和接受歷史教訓」 ——民國四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記者先生：拜讀貴報二月十七日社論，批評我二月十二日在中央日報發表「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 生」一篇紀念文章，特別指摘我敍述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後，季陶先生在會場主張明令討伐的情形 。我所以特別注重這件與季陶先生有關的決議：第一、這是一件站在國家立場上有政治家膽識的決定

；第二、這項決定正是根據中國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正氣和政治智慧產生的結果；第三、這項決定不 但賴以挽囘非常的變局，而且正與在被叛將刼持中之蔣先生的主張不謀而合。蔣先生於事變發生後的 當天，卽對張學良說：「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的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 又向張解釋國父對軍人訓詞中「我死則國生」一語的意義，說「生命可犧牲，而正氣與主義不可犧牲 。」並吿宋子文氏說：「應從國家前途着想，切勿計慮個人之安危，吾人作事應完全爲公，不可徇私 ，如能速將西安包圍，則余雖危亦安，卽犧牲亦瞑目矣。」這正與季陶先生的主張，和當日中樞的決 策，見解相同，心心相印。不料因爲我行文中引用了「喪君有君」的春秋大義，和明代于謙本此義理 卒能挽囘土木之變的膽識，於是貴報社論便說我對於蔣先生是「以『君』相看待」。又說我「妄事比 引，那眞可廢書不讀了。」更說我「對於專制時代的君臣觀念，還是非常依戀。」這種罪名太大了！ 所以我不能不把我的見解，有所申述： 一、蔣先生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西安事變時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 爲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獻身革命，身繫全局安危，但是他從來不曾以「君」自居，我也和許多 朋友們、同胞們一樣，崇敬他對國家的功勳，在他的領導之下從事於北伐、抗戰、以及當前反共復國 的工作， 却也還能了解他革命的志願， 和認淸國父孫中山先生交付給我們「以建民國」的立場，從 來就不曾對他「以『君』相看待」，因爲這是對於他的侮辱。何況我在本文中幾次提到「委員長」的 名稱，可以爲證。至於引用的「喪君有君」一詞，出自經籍，非我杜撰，藉此大家熟識的成語，以解

釋一項處理國家大事的原理，並不是硬比某人爲某人，影射某人居某位。同處於二十世紀的下半時代 ，彼此的政治常識，也該相差不遠。我雖不才，但也有生平歷史和言論的紀錄，留在人間，正不必以 「非常依戀」「君臣觀念」來嫁我以罪。寫到此地，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前幾天我和一位海外歸來十 分主張民主自由的朋友談天，談到美國艾森豪總統對於杜勒斯國務卿的信念不移。這位朋友很自然的 套一句孟子的話道：「杜勒斯得君如此其專也。」難道他意圖擁戴艾森豪爲美國的君主，而強杜勒斯 稱臣嗎？我又想起在毎届記者節時，報紙特刊的文章裏常見記者爲「無冕之王」的尊號，難道記者先 生會憧憬於「九五之尊」嗎？我敢斷定說，「一定不會！ 一定不然！」 二、講到引用古訓或徵引史事的方式問題，我認爲不能泥古，也不能廢古，歷史上的事實，沒有 兩件完全相同的。若是一有出入便不能引用或比擬，則史事將無一件可以徵引。通儒治經（包括重要 的史書「春秋」在內），對「考據」和「義理」兩者常不偏廢。現代的史學，何獨不然。歷史的考據 所以求史事記錄之眞確與完備，歷史的敎訓（亦可通稱爲義理），乃是從許多歷史的事實中，探求成 敗興亡的道理，以供現代人們借鑑。這可以說是相當進入歷史哲學的範圍；何況「以古爲鑑」一語， 已早從中國前哲口中說出，歷史裏的事實自來就不盡同，已於上說，可是歷史裏的原則原理，仍然可 以尋求，而且世界各國都有若干學者，正不斷的在尋求，要把先民的智慧不斷的發現出來，以增進今 人的智慧；同時把先民的錯誤，也標明在人類進化的指路牌上，免得後人再蹈覆轍。若是祇婆娑在一 兩株樹木之下，而不看整個的森林，那便可能做成個森林裏的迷路者。我們中國人何幸而有此悠久而

豐富的歷史和記錄，又何其不幸正因爲這部歷史的悠久和記錄的豐富，以致難於整理，而且尙待整理 。但是中國歷史上許多的敎訓，是先民痛苦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智慧，我們不可因其未能與近代的事實 「若合符節」，而不加硏究和不予徵引。若是讀史而採取「刻舟求劍」的方式，或是認爲這些都是君 主時代的史書，一徵引便犯了依戀君主專制的罪嫌，「那眞可以廢書不讀了」！ 言盡於此，尙請費心浪費一點貴報的篇幅予以登載爲感！羅家倫敬啓。二月二十日。 ——民國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臺北「公論報」。 按：中央日報同日載有先生「徵引史實和接受歷史敎訓」一文，內容相同，只首尾數字略異。惟文末附註：「按本文原係作 者致公論報記者的一封信，因爲「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一文，係在中央日報發表，爲求讀者了解原意起見，乃以論 文方式，仍請中央日報發表。作者附註。」